元朝治下汉人一族之进展—藁城董氏家族 日·藤岛建建树
　　元朝治下汉人一族之进展——藁城董氏家族日·藤岛建建树一12世纪末，金国统治下的河北地区社会动荡，形势严峻，金国统治力下降，引发社会动乱，且新兴蒙古势力不断进逼。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军进攻金国，此后金国首都中都（北京）连年处于包围之中。已经难以维护现状的金国于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终于舍弃中都，迁都河南汴梁（开封），此次“贞祐南迁”使河北陷于混乱与荒芜，动荡已不可逆转。得不到保护又无法逃离的农民，为求自保，在有力领导者的率领下成立了地方自卫军事集团。1215年木华黎率蒙古军开始进攻华北地区，这些农民自卫军事集团被迫面临去留的选择。立即自蒙古军投降，苟且偷生保全安居地的所有权和地位是比较遥远的事情，拼命抵抗又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这是非同寻常的历程。本稿主要记述了河北中部的要冲——石家庄地区藁城县成立的自卫集团首领，以及该家族从蒙古帝国时期到元朝治下的发展历程，也由此研究在异民族统治下华北地区汉人生活方式。二被称为汉人世侯①的军事集团中，河北藁城董俊名列其中。《元史》卷一四八中也有记载，根据元明善所书的《藁城董氏家传》，或李冶所撰的《大傅忠烈公神道碑》，或元明善所书的碑刻传记等，可以追述其生平。首先，“公（俊）世占藁藉”，“父昕农隐不仕”，“少力田，长涉诗书，善骑射”等有所记载，对家系及门阀等没有记载，董俊不是像那些被称为汉人世侯或四大诸侯那样拥有很多地盘和强大势力，而是藁越县土生土长的中等农民，他率兵的契机是在：金祯佑间，边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为将。众莫能已弓，独俊一发破的，遂将所募兵迎敌（《元史》卷一四八）。在贞祐南迁的的混乱中，藁城令召集的兵队里，他的弓射才能招人忌妒。然后正如：岁乙亥，国王木华黎帅兵南下，俊遂降（《元史》卷一四八）。所记载：在乙亥（1215年）归降木华黎，最后董俊弃金归顺蒙古军。己卯，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同上）。四年后拔为知中山府事（河北正定），进入蒙古统治机构。虽然比较近，但是离开根据地担任知中山府事，可以牵制当时在真定（河北正定）抵抗蒙古军的金将武仙的动向。他数破武仙，立功内升为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军队被封为匡国军，驻扎藁城。1225年武仙被收服，后来武仙又叛变，杀害真定的史天倪，董俊再整军平叛，平定了真定路一带。武仙之叛乱,是联合了对蒙古军统治不满的原金国将军,以及一些拒不投降的残余军阀势力。董俊作为蒙古军队的士兵，勇于奋战。对董俊来说，这样可以保全地位和地盘。对蒙古军队来说，靠所在地各诸侯间战斗，可以扩大统治权力。也就是说，在制服汉人的同时，也使汉人忠于蒙古军。1232年蒙古军对金国展开大规模的袭击，即将沦为亡国奴的金统治者从汴梁逃往归德府，董俊在追击过程中遭遇不测，时年48岁。董俊的处世观与时代观是什么样，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比较少。不过，他不单单是位武艺高强的将军，而且在细微之处也不会疏忽，如：事母以孝闻，岁时庙祭，非疾病，跪拜必尽礼……待族亲故人，皆有恩意，里夫家僮，亦接心有道。（《元史》卷一四八）还有，俊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故人乐为之用……为政宽明，见人善治田庐，必&召与欢语……（同上）且对未成年子弟的教育也倍加关心，他在远征河南时结识了学者——待其轴，便请他为儿子的老师，有关侍其轴的记载不是很详细，大概是靠董俊的推荐，不久就在真定教学。董俊的儿孙都能很得体地活跃在各种不同场合，这应该是侍其轴传教有方。其用心之深，在董俊阵亡之后家族内部没有发生分裂，也是缘由所在。三若统观董俊的传记，正如家谱所示他有九子，其中第六子文振和小儿子文义夭折。其余七子当中，对董俊家族起重要影响的当数长子文炳。有关文炳的平生，在《赵国董忠献公神道碑》和《元史》卷156中有详细的记载。他一直在侍其轴的教导下成长。父亲死后不到两年内，年仅十七岁的文炳继任父亲所担任的藁城县令，因其年少，不免受其父亲同僚的轻视。文炳明于听断，以恩济威。未岁，同列束手之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视，里人亦大化服。（《元史》卷一四八）据载，藁城地贫且灾害连年不断，为取信于民，文炳致力于藁城的恢复与安定。为此：于是流离渐疏，数年间民食以足。这样大约十五年内，乡民安居乐业，民心归服，文炳在1253年突然接到宪宗的命令，被派往正在征讨南召的忽必烈旗下。在此次始于河北的大远征中，初征时随从者四十人，马匹二百头，但是在进入西藏地区时，跋涉艰难，随从者最后只剩下两人，以食死马度日。时而有过路的使者带消息给忽必烈，先救出随从忽必烈的文忠，脱离困境，和弟弟文用、文忠一起在忽必烈的带领下进攻南宋。他们不畏艰难困苦，加入忽必烈麾下。藁城己成为拖雷一家的领地，弟弟文用《行状》里有：时以真定藁城，奉庄圣太后汤沐，岁庚戌，太后使择邑中子弟来上，公始从忠献公谒太后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潜藩，命公主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藁城成为庄圣太后（拖雷之妻，宪宗、世祖之母）汤沐地。因此，文炳、文用在庚戌（1250年）前往和林拜见太后，也是由于此缘份留文用于忽必烈帐下任文书之职。岁壬子，入侍世祖潜邸（《元史》卷一四八），可以看到文忠的所处，壬子（1252年）也就是宪宗即位的第二年加入忽必烈麾下，之此，确立了拖雷家的霸权地位。兄长即位，弟弟忽必烈被封为汉地国王。董氏兄弟通过太后和必烈及其世代家族缔结关系，仅凭此，意味着忽必烈一族的命运全都委托给了董氏兄弟。他们俩的这判断没错，在进攻南宋的途中，宪宗猝死。忽必烈独自开拓了呼拉尔，宣告独立，设立帝位，建立统治天下的的地位。此后，董氏兄弟作为世祖的先锋之兵，协助忽必烈巩固政权。中统元年（1260年）文炳巡抚燕南诸道，第二年被封为山东东路巡抚使，进而又被重用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二子文蔚作为武卫军千户，跟随世祖驻扎上都。三子文用持诏书在边疆地区，也在中书左丞张文谦手下从事巡抚工作。其他兄弟在外从事类似工作。八子文忠在新设置的符宝局就职，作为奉训大夫辅佐于忽必烈身边，经常被呼为“董八”，可见其被信任之程度。然后，在中统三年（1263年）山东爆发李璮之乱，冲击了世祖政权。此时，文炳、文蔚、文用纷纷镇压这场叛乱，在每人的传记中都有记载。在抵抗异族政权的混乱中，立场明确，协助平乱，以求保全族人之安稳生存，是董氏的价值所在，并取得了成功，在此情况下也因为他处世的细心。在文用的《行状》里可以看到：元帅阿术，奉诏取宋，召公为属。公辞曰：新制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今伯兄以经略使总重兵，镇山东。我不当行。潜曰：潜邸旧臣，不得引此为说，公病不行。也就是诸侯拥有兵权，但禁止子嗣参加军事活动。在元朝对汉人诸侯的压抑政策下，&兄弟一起被重用，但又对其过分出头进行戒告，可以看出汉人世侯在异民族政权下苦恼。以此时期为契机，元朝对诸侯的抑制政策变得严厉起来，这也可作为史料加以参考。此后，文蔚在至元五年（1268年）去世，文用被派遣到西夏，镇压浑都海之乱，为恢复农耕等安定民政积累了功劳，文忠辅佐内政。在此情况下，世祖开始实施一直以来想进攻南宋的夙愿，特别是文炳和伯颜的军队携手冲锋在前，在至元十三年（1267年）参加了进攻南宋的首都临安之战，最终使其陷落。文炳传（《元史卷一五六》）伯颜命文炳入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户籍，文炳取宋诸玺符上于伯颜，伯颜以宋主入觐，有诏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抚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南宋首都临安就这样在安定繁荣中被元朝收服，这主要归功于董文炳。还有同样的：文炳谓之（李槃）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宋朝的历史记载能完好无损地衔接到元朝，这也是他的功劳。同时，伯颜上朝时，上奏：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怀从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元史》文炳传》）。文炳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追击宋朝的残余势力直到福建，即使在福建：闽人感文炳德最深，庙而祀之（《元史》文炳传》）。有记载曰：泉州有势力者当中，蒲寿庚最先归属元朝。在此期间与文炳相关的事迹在神道碑上有明确的记载。此后，文炳日益得到世祖的信赖，除担任中书左丞之外，还兼任枢密院事，在朝政中地位显要，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上都去世。去世之前，留遗言与文忠曰：五以先人死王事，恨不为国死边，今至此，命也。愿董氏世代有男能骑马者，勉力报国，则吾死瞑目矣。（《元史》文炳传》）文忠也在文炳去世后的第三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去世。而文用也只活到成宗时代。他作为行政官员，勤于政事，深受皇帝信赖。在传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其中，既有对卢世荣横征暴敛的苛政予以抵制，也有对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桑哥的坚决抵制，以及对人才的提拔重用。他秉性刚直，对世祖政权下，汉人、蒙古人、色目人之间对立的微妙关系颇有关注。于大德元年（1279年）去世，享年74岁。正是如此，董氏兄弟在世祖皇帝之下，为了建国，活跃在最前锋，并得到世祖委以重任，董氏家族的声望世人皆知。四子文直继任藁城县令，保全家乡。这也表明兄弟之间任务分配和衔接的巧妙之处。四董俊之子们的显赫业绩传之其孙辈，如家谱世系所示，每个人的名字中都带有“士”字，长男文炳有三子，三男文用有八子，四男文直有一子，八男文忠有五子，总共十七子。文炳之子士元、士选的记载见《元史》156卷中的文炳传记，宪宗在位，进攻南宋时，士元随从叔父文蔚一起率领邓州（河南·邓）的军队参战，此次战绩是他进入朝廷的开端，此时23岁，到世祖统治时期：中统初，文蔚入典禁兵，士远以世家子选供奉内班，从车驾巡狩北方。士元作为世家子弟被世祖任用，在叔父死后继承其业成为千夫长，巡抚地方，其军“号令肃然”。他再三随伯颜军队进攻南宋，在扬州附近的战场上阵亡，享年42岁。有关二男士选的传记，见于吴澄撰写的《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20岁时就随父文炳参加伯颜指挥下的攻宋军队。上文所及的文炳进攻临安时，宋降，从文炳入宋宫，取宋主降表及收文书户籍，静重识大礼，秋毫无所取，军中称之。（《元史·元选传》）随父征讨福建，此后，任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佥枢密院事等职，辅佐世祖治理国家，首次遭受外族侵略的福建广东等地，没有怎么抵抗就投降蒙古军，可见这完全是董文炳、士选父子的努力，这些都留有历史记录。进入成宗统治时期，（士选）在江西铲除盗贼，安定民心，竭尽全力维护地方治安。以此功绩，调回朝中，从佥枢密院事到御史中丞，再到平章政事，连连提升，在中枢部执政。武宗统治时期，从一线引退，仁宗时就开始享受着退隐生活。英宗时，即至治元年（1321年）去世，享年69岁。在士选的生平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事迹是他抵制桑哥的专横，力图阻止喇嘛僧杨琏真伽的不法活动。这与之前的文用相同。对于蒙古军和色目系人的专横，汉族人尽努力抵抗，这一点在其记传里有记载：其礼敬贤士尤至。在江西，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迁南行台，又招汲子集与俱，后又得范梈等数人，皆以文学大显于时，故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招集元明善、吴澄、虞汲和虞集的父子等代表当时的一些文人，不管是谁都深相交游，以此可以看到士选作为汉文化保护者的意识和行动。再有，董氏家族的墓志铭、神道碑等的编撰者里有黄溍、苏天爵、揭傒斯等，罗列出元朝知名文人的名字，可以窥见士选的交游情况。文用虽有八子，有关他们这些人，有资料显示他们所得到的官位，但是没有详细记载，只有三子士楷，其妻是陈孚的女儿，这一点可以在文献里找到。陈孚是名列《元史》儒学传（卷190）的儒士，由此可见，董氏家族的婚姻关系之广。文忠有五子，长男士珍，在欧阳玄撰写的神道碑里有关于他的事迹。拜许衡为师，侍奉皇太子真金（裕宗）东宫，由此开始进入官界。（士珍）从枢密院参议、上都留守同知、山东东西路肃政廉访使开始，在朝内任吏部或中书之官，在朝外历任江浙行省、河南行省等官衔。做为贤能的官吏鞠躬尽瘁一生，延祐元年（1314年）59岁时去世。其弟士良主要是当地方官，历任河北地区的县尹、知州等，在各个地方施行仁政，苏天爵编撰的《神道碑》里可以看到，其中在五台山的寺庙里，有西僧以建寺为借口的进进出出，供奉无度，使民不堪其苦，（士良）上奏朝庭，而得到缓解，作为元朝统治期遭受喇嘛之害的例子，士良也致力于整治。三儿子士恭也在黄溍撰写的《神道碑》里有记载。他主要在朝廷的典瑞院里，在皇帝的身旁做事，不久，又担任陕西行御史台的中丞。这三兄弟不管是谁，以其父亲文忠的口碑和董氏家族的声望进入政界，每人都凭其才干升到中枢的地位，得到世人的好评。文直唯一的儿子士表，与其他的弟兄一样跟随伯父一起平定李壇之乱，参加了攻取南宋的行动，为了追逐南宋的残余势力而进入福建，前后连续担任福州达鲁花赤、岳州总管，闽广都镇抚等，致力于战后的福建、广州等地区的镇压叛乱，安抚百姓的事宜。不久，作为洪泽（江苏淮安等地区）屯田万户，管辖屯田军。大德元年（1297年）去世，享年53岁，其生平与父亲不同，主要作为武人而活跃着。如上述所说，从董俊开始的三代人，子孙们都在继承父辈们的业绩，同时也得到了信赖和恩宠，且以此基础，每个都不断步入官界，董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广泛了。与此同时，在世祖政权之中，也起到了保护汉人利益和文化继承的作用。一方面，在元朝政权的稳固和机构的固定化之中，在迎接承平的之世时，进入那些机构当中，从小军阀变成官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且其稳固的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五董俊的第四代曾孙子们，在庞大的家族中，能确认其存在的人数越来越多，如家谱图所示，不管是谁，名字前都统一冠以“守”字。但是，能查询他们事迹的史料却越来越少了，留有记载的只有守义、守中和守简三人。守简是士珍的第五个儿子，黄溍的《墓志铭》和苏天爵的《神道碑》以及虞集的《神道碑铭》的记传中，有记载他平生的资料。《神道碑铭》不见于虞集的文集中，其碑文也都磨灭了，几乎无法辨认。但是根据其他两个碑文，可以追踪其生平事迹。根据碑文记载，在仁宗潜邸时代进入宿卫，仁宗即位不久就被委任佥典瑞院事，有关这个时期的事情，在苏天爵的《神道碑》里有记载。先是，公兄守中佥典瑞院事，上（仁宗）一日特命公，为集贤侍读学士，公奏曰，臣兄弟以先世之故並侍禁廷，臣学行，不如臣兄远甚，夙夜祇懼恐不及……臣实不任其职，上悦曰，惇崇谦让卿家法也。朕为卿成其美。诏以守中迁集贤，公官典瑞，阶朝列大夫。如所示那样，把集贤院学士让给兄长，自己接任兄长的职位，成为佥典瑞院事，集贤院学士必须要具备作为学者的修为，有学识与经验者任政治顾问，典瑞院掌管天子的用品和符宝，侍奉皇帝左右。对官员立场的予以评定，以及其反应给以公示，守简在此职位上待了十多年，到文宗时代，迁淮安路总管，不久又迁移到汴梁。作为地方官治理天灾人祸，疏通运河以通船舶等。在处理行政的同时，怀治世之心，与专横的官吏作斗争。顺帝时期也如此，到至正四年（1338年）相继担任御史中丞，更有中书左丞和一些朝中要职，与当时被称为贤相的脱脱，一同振兴纲纪。上之眷遇公者，非他宰比也。其被信任的程度已不言而喻。他在至正六年（1340年）五月去世，享年55岁。士珍的长子守中的生平也在揭傒斯的撰文《神道碑》里有记载，然后，他在年二十二，乃以世胄补内供奉。还是先进入内廷，在怀庆路判官等地方官任职，也在集贤侍读学士任职，又连任廉访使和行省的参知政事。其生平都被记载下来，至顺四年（1333年）去世，享年61岁，然后，其儿子们也鉉之笃行，鑰之好学，鐩之修谨，皆能守祖父之训，为孝子慈孙。分别进入到官界，在其他的文献里也可随处看到。守义在虞集的《神道碑》里有记载，守义作为士表的长子，继承洪泽屯田万户符的万户，学习父亲，充实屯田，耕田者人数不足，就招募私盐的弟子来补充。将他们作为良民，以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也建筑孔子庙和学校，招集名师，用心于教育上，以培养人材为目标，他的一生都专心致力于充实于洪泽屯田上，英宗即位之年，即延祐七年（1320年）去世，享年50岁。就这样，以这三名为代表的董俊的曾孙们，在元朝政界的上层占据重要地位，像集贤院学士那样有作为的学者所得到评价等以及其活跃之度可以看到。还有《元史》、《藁城县志》，以及父亲、祖父的传记里仔细搜索的话，单只官名这些可以明白的也不少。从董俊到曾孙们生活的时期内，涉及到元朝最后的天子顺帝时代，就像家谱图所示，玄孙们统一以“金”字为偏旁取名，其下辈名字后都带“臣”字，仿佛在向世人昭示他们一族的样子。现在也没有工夫去一个一个弄清楚。这个董氏家族的研究从明代、清代的步伐的线索也没有，但是河北藁城的农民，在混乱之中或者因为混乱保持家族的延续，在异族王朝的支配下，作为汉人在夹缝中生存，抵抗外来政治、文化侵入的同时，使其枝条繁茂。征服王朝的时代，在动荡不安的华北一带，作为典型的一方，在维持、继承汉人文化的同时，董氏家族的发展向世人讲述了一段时代与人类发展的故事。附注：作者藤岛建树，日本著名学者。原文为日文，日，“大谷学会”将其发表在日本国京都市大谷大学的学报上。2009年6月经由董增华、董树淞、董立夫联系从日本邮寄回学报原件，后经董树淞、董金荣等联系翻译成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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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蒙学-《宏远谟斋家塾程课条录》
《宏远谟斋家塾程课条录》　　（清）黄之骥撰&
　　家塾之学视庠序尤切近，盖其责父、兄任之养，中养才始于发蒙，以迄成就，循其本末，较易见功。故人乐有贤父、兄谓此耳。兹所条列者，犹是老生常语，而道迩情亲，弥知言之有味云。&
　　○明德行&
　　德赋于天，行具于人，蒙养之初，何足语此？然非幼渐义训，则性习相远。将有气，拘物蔽之，虞必也。于发蒙时，即举古人坊表之端，日与讲说，俾知立诚去伪，以作圣功。邪僻无自而生，则趋向不离于正。盖习与性成，所以驯致其德行者，固有道耳。&
　　○厉志气&
　　子弟入塾，语以精修，或不能解。若以“第一等人”、“第一等事”为之鼓舞，罔不忻忻然。欲问其途，此时为父母者，宜举古今圣贤、师儒、学问、经济、群分类聚，择精语详，俾知奉为楷模，即思身与之齐，所谓当仁不让是也。志气既有专向，就使才力未到，以视悠悠忽忽，毕生萎靡之辈，不已多乎！&
　　○亲师友&
　　名师益友，自古为难。然父兄欲子弟之成材，其平日所肄业及之者，必使之就正有道，而后是非得失乃不致疑殆相乘。故聃礼襄琴，虽圣人亦有师也。若夫直、谅、多闻，三益是求，即以友辅仁之谓，而家塾中有佳子弟，独无传习，无观摩，恶在其为贤父、兄乎？然则亲师取友，可以进德，可以修业矣。&
　　○储书籍&
　　今人为学，易于古昔什佰。而述作信好，反不如古人者，则以家尠藏书之过也。其在世阀巨族，但侈田宅、车马，衣服争为美观。而贫约自守之家，明知博雅可宗，又苦于无力购览。故虽有二、三佳子弟，而于书独少凭借，是奚能为真读书种子耶？假使富者出其素多侈费五分之一，广置经、史、子、集，贫者之父兄亦勤督其子弟借读、抄写，俾日与古人相对，濡染既久，神智自开，名儒名臣，皆由此出，其为天下、国家所利赖，又安见今人必不如古人哉？&
　　○务实学&
　　隐居求志，行义达道，此其人固未易见。然士夫读书，以期经世，使非夙有抱负，何以谓明体达用乎？为父兄者，既能教子弟深通经术，博稽史事，则义理晓畅，利弊周知，不当徒望其弋取科名已也。必使根柢之学，融贯古今。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出其所蕴，皆能裨补世教。斯为有体有用之实而非迂生俗吏无济之空言，不其伟欤？&
　　○贵早修&
　　昔东方朔年二十二上书，自称“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盖自十六学《诗》、《书》，至十八而毕。又自十九学兵法，至二十一而毕，皆作三年课程。三年诵二十二万言，每年正得七万三千三百余言。以一年之日计之，一日所诵，才得二百三言。实中人稍下之课也。欧阳文忠公亦言：《孝经》、《论语》、《孟子》、《易》、《书》、《诗》、《礼》、《周礼》、《春秋左传》九经，凡二十八万二千一百五十字。准以中人之资，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钝者减中人之半，亦九年可毕。今加《仪礼》五万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七十五字，《穀梁传》四万一千五百十二字，三经凡十四万二千二百十一字。总前九经，计四十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字。除六、七岁启蒙外，自八岁入塾，用功比于东方，六年已毕，只十三岁。即资性鲁钝，九年、十一年亦毕，犹在十八、九岁弱冠以前。或有事迁延，至二十二、三时精熟，尚未为晚也。按日计程，铢寸累积，总在此十五、六年中，已成绝大造诣。过此以往，愿学未能，始悔从前旷误，是真迟矣。&
　　窃愿为父兄者，督其子弟，及时自奋，毋时过后学，则其成也可期，而无老大自伤之叹。所谓修学务早者，此耳。&
　　○求专致&
　　经史百家，卷帙繁重，卒业不易。子弟肄之，每叹望洋。然为父兄者，果能循循善诱，为之挈其纲领，析其条流，俾毋纷驰，以一其业，则读一书自受一书之益，安在不博通乎？夫欲博通，必先专心致志，“专”则无他向，“致”则无兼营。而其学之缉熙，皆由心志之纯一，有以精熟其所为耳。不然，贪多鹜广，庞杂于中，其能有得乎哉？&
　　○尚精勤&
　　学问之道，非精心则从违无定，非勤力则作辍相乘。昌黎曰：“学精于勤。”是“勤”，尤学人切要之图也。窃谓精、勤二字，不特子弟才识未至，宜以此矫轻警惰，正其为学初基；即造诣有成，亦必择之精、肄之勤，不厌不倦，而后涵泳优游，志趣弥永。若习于固陋因循，则其所师承者，罔非俗学，难乎有恒也必矣。夫无恒之人，必不耐勤，而何能致其精也。观于六经所垂训，虽以文王、周公之圣，犹不自暇逸，勤施四方，况塾中之子弟力学者乎？&
　　为父兄者，当举“勤”之一言，教其终生行之可耳。&
　　○遵学纲&
　　《朱子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此六者为读书纲领，千古不磨。无论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必循是以为功。&
　　子弟入塾，父兄即为引伸，依次尽心。历少而长，悉无间断，自有成效可稽。&
　　○立课程&
　　元儒程畏斋先生端礼，所定小学簿读书、习字、演文日程、大学簿读经、读史、作文日程（均见《读书分年日程》中），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又附抄五经传义及批点经书、韩文法，皆便于学者，允当依仿而变通之，以酌今古之宜。惟所引群书，今不尽见，或部帙繁重，寒素家未易有耳。&
　　右十条为塾学总纲。&
　　以下诸条，自童稚以至成人，别为定课，仿《程氏分年日程》法也。&
　　八岁未入塾前，读《性理字训》。按：程氏《字训纲》，原本今罕见。歙朱氏升会以方蛟峰逢辰《名物蒙求》、陈定宇栎《历代蒙求》、黄成性继善《史学提要》暨程勿斋若庸《性理字训》，合注为《小四书》五卷。当湖陆稼书先生尝欲重梓，以广其传。及门云间赵凤翔慎徽伯仲，承师命校刊，《四书》乃复显、愚谓训蒙之书，未有善于此者也。六、七岁时，父兄即以此授之。更削方寸木数万（或用白绢绫夹谷皮纸褾作，必须两面，一律可以书楷），每方楷书《十三经集字》，仍附《说文》篆、籀体于下（无者缺之），背面注明本字音、义，或一字数音数义，亦分别详书。日令识仞若干字，解说若干字。识仞由少加多，解说由浅至深。汲汲而毋欲速，循循而毋敢懈。蒙养之功，其在是乎（以百方为一包，千方为一箧，十箧即万字矣。周流熟仞，固藏勿失）。&
　　读书以识字为本，百字又非徒能识已也。必明其形、声、训诂，以《尔雅》为权舆，而通诸《广雅》、《说文》，与夫《广韵》、《韵会》之属，复衷以《经典释文》，识字源流，大概已备。有此为根柢，而后读昭代顾氏《音学五书》、邵氏《尔雅正义》、郝氏《尔雅义疏》、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广雅疏证》暨阮氏《经籍纂诂》等书，乃克知其得失所在，而并为读群经之宝筏珠船。才敏子弟，更能参考金石文字，其益尤多。塾师于每日课经之余，必为考证二、三十字，录之于册，积久有得，通贯不穷。虽以之读中秘书可矣。&
　　八岁入塾，读小学书，宜先读《孝经》，所以端小学之本也。《小学》内篇四，前三篇述虞、夏、商、周圣贤之言，后一篇摭虞、夏、商、周圣贤之行。外篇二，又以纪汉以来贤人之嘉言善行，所以广其言，实其行，为观摩则效之验也。其于古今入德之门，固已本末赅备，而所恃为坊表者，即因是为权舆。&
　　诵读余闲，当更取《颜氏家训》、《宋名臣言行录》、王令《十七史蒙求》（李瀚《蒙求》亦可，二书皆非俗本）等书，日与解说数则，使童岁即知束身于正而有所率由。庶先入为主，他日不致误于匪僻。且俾知列史所纪贤奸大略，亦可为异日读全史之资，胜于村塾杜撰书，不可以道里计矣。&
　　质之利钝，禀受于天，今人或不及古。程氏谓“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乃已”。则人或疑其苦以所难。兹拟减：从七、八十字渐增至二、三百字以上即止，不敢以日诵千字强责。今之童幼，或致畏难苟安也。&
　　至云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背读百遍，又通背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仿此），此则熟书之良法，必不可易。又云，才办遍数，即暂歇少时，复令入学。此以惜小儿易困之精神，而化其怠缓待暮之习，宽严相济，俗师所不知也。&
　　每日夙兴将已，读册首书，至昨日所读书，送函丈前背读一遍，生处、误处，师为正之，即用朱点记，以待夜间补正遍数。次晨背读，复有生、误处，仍加点记如前法，必求烂熟，无一句一字生、误，方是功夫已到。大抵生书一道，看读、背读遍数既足，始分之、继合之，又通之、温之，连朝连夕，复接续读之，则亦透熟矣。可以经时不忘，计有半月，乃去册首最先一道，前者日减则后者日加，循环不已，旧闻新得，交尽其功，岂不美哉？凡熟书逐字逐句须缓读，以致其抑扬深思，以昭其涵泳。斯理与心融，乃非记问之学所及。&
　　师授本日正书，初时师为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十三岁后令自为点、发，面读，正过讹误，还按照前看读、背读、分读、合读法，务令句读明、字音清、遍数无欠乃已。凡点、发诸例，皆依程氏勘定本。&
　　师试说昨日已读书毕，授说平日已读书，如《小学》、《大学》、《论》、《孟》等，凡说一书，先通说字义句义，又通说节旨、章旨，乃依本注、外注，递为疏解，久之觉有领受，即令自反复；又久之觉文义融贯，且使自看注，沉潜玩索，益觉豁然，更诘难之，使皆明透，却先令说注，果了晰而无疑滞，然后依注说正文，则畅然声入心通矣。凡说他经皆如此。&
　　小学习字，必于四日之内，以一日令影写颜、柳楷法，先请善书家拓大为格本。每尺方纸作十二格，格书一字。凡格本一张，须影过十次乃更易。影写至百纸后，令自临摹，亦必尽百纸。近时有九宫格式，安顿间架结构，最便初学。于是暂歇读书一月，以全日之力摹写至千字，增至二千、三千、四千，则可运笔如飞而不失模楷，以求精妙，日起有功矣。其用笔口诀若“双钩悬腕，让左侧下；虚掌实指，意先笔后”四语已包括无遗，更得专家指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至若点画、偏旁，则《说文》、《匡谬正俗》等书，尤宜时时究研，裨益非浅。&
　　世俗童子师，每令日日作对及诗，此最虚费心力，徒弃时光。十五岁前不能记诵九经，皆由于此。古人读书以明经为重，必从训诂、义理入手，乃得实际。程氏以读经、习字、演文分立程课，读经必用三日，习字、演文只用一日。盖不欲以文字间读诵之功也。“演文”者，谓将已说之书，令演作口义，字求其训，句通其意，以发明立言之大旨，但使学开笔路，不至太迟斯可耳。必欲晓以属对之法，莫若举难易、美恶、消长、盈亏，一反一正之字，日为引伸。又字同而音、义异，如难易之“易”，去声；交易，则入声也。消长之“长”，上声；长短，则平声也。相与推寻，俾知字音之虚实、清浊，于行文赋诗，思过半矣。既复从容教其熔铸经义，以浚其心思。撷取经语，比偶成联，日撰数条，触长无尽。熟经、通经之妙法备已，无待他求也。&
　　读书有心得，皆由玩索而来。今拟只日之夜。大学，则令其玩索已读经书字句、章节，先析后合。又须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融，可以当下会心，可以离却本书，优游领悟，所谓“超以象外，得其寰中”也。程氏所举宋、元诸儒家书，今皆罕睹。然如《御纂九经》、陆稼书先生《四书讲义?困勉录》等，未尝不兼采众说、阐发精微，所当标记异同、虚心思问者也。童幼则且令玩索小学书可耳。&
　　双日之夜，背读平日已读之书一遍。或二、三卷，或四、五卷，随力所至。标记起止于簿，以待后夜续读，周而复始。凡已读之书皆然。&
　　性理之学极精，宜随只、双日之夜，诵法《近思录》、《续近思录》诸书，以植其本。至《宋元儒学案》、《明儒学案》，行有余力，必当以次浏览，俾考见其渊源而并辑录其粹言，以精为学之诣。汉、唐人注疏，解经之渊薮也。学者必先通此，再阅宋元以来经说传注，始不坠于俗。程氏所定治经抄法甚善，而群籍有不尽存于今者。兹略举古今人撰述（大凡以著于篇，盖本诸青浦王氏昶教弟子说为多云）。&
　　《易》由辅嗣逮于程、朱，义理畅矣，然秦汉大师之传，皆原孔氏，其略载唐李氏鼎祚《周易集解》、史氏征《周易口诀义》，近世惠氏栋撰《易汉学》、《易述》以发明之，而张氏惠言撰《易虞氏义》、《虞氏消息》，遂以成一家言，是真学古有获者也。&
　　《书》传世宗九峰，而仲达《正义》援引奥博，且郑注多在其中，不得以宗孔氏訾之。自朱子疑古文之伪，其后吴氏澄、梅氏鷟、阎氏百诗为之条分节解，互相矛盾，亦不可不疏通其故，而江氏声《尚书集注音疏》、王氏鸣盛《尚书后案》、孙氏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遂独明汉儒之说。&
　　《诗》以毛、郑为宗，孔疏其冢适也。嗣如吕氏祖谦《读诗记》、严氏粲《诗缉》、何氏楷《诗世本古义》、陈氏启源《毛诗稽古编》，博洽宏通，尤多裨助。&
　　《礼》必兼《周礼》、《仪礼》，盖《周礼》统王朝之典则，《仪礼》具士庶之节文。条目秩然，较《礼记》更为详整。其孔、贾之传，郑学，亦复独有千古。然郑氏之学。莫精于“三礼”，后人钻研罔尽。今所传宗郑之书，宋人则李氏如圭有《仪礼集释》、《释宫》、卫氏湜有是《礼记集说》、元人则敖氏继公有《仪礼集说》。国朝则有李氏光坡《三礼述注》，惠氏士奇《礼说》，江氏永《周礼疑义举要》、张氏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皆于注疏有得，切理餍心，所当详览焉。&
　　“春秋三传”，《左氏》最长，杜氏又最宗《左氏》。《公羊》、《穀梁》间有别解，何休、范宁承之，亦皆出自孔门弟子。义深文奥，墙仞难窥。读者精研事理，所贵酌“三传”之平定是非之准，俾不失圣人笔削之微旨，是为得之。大抵《左传》详于事，《公》、《穀》详于理。唐宋以来为“春秋学”者，如陆氏淳、胡氏安国，或攻击“三传”，或借以讽时，不尽符乎经义。然若刘氏敞《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传说例》，叶氏梦得《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吕氏祖谦《春秋左氏传说》、《续说》、《东莱博议》，赵氏汸《春秋集传》、《春秋师说》，《春秋属辞》、《春秋左氏传补注》，要皆以经求经，有裨后学也。&
　　国朝如顾氏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朱氏鹤龄《读左日钞》、毛氏奇龄《春秋毛氏传》、《春秋简书刊误》、《春秋属辞比事记》、惠氏士奇《半农春秋说》、惠氏栋《左传补注》皆是。又若顾氏栋高《春秋大事表》、程氏延祚《春秋识小录》，亦皆根据经典，精核无比，悉宜取法，以资学识。&
　　经传既毕，次当及史。史学有四：曰纪传，马、班以下二十四正史之属是也。曰编年，荀、袁《汉纪》，温公《通鉴》，文公《通鉴纲目》之属是也。曰纪事，袁氏《纪事本末》、徐氏《三朝北盟会编》之属是也。曰典章，杜氏《通典》、郑氏《通志略》、马氏《文献通考》、王氏《唐会要》、徐氏《两汉会要》是也。各书皆部帙繁重，未易披览，法当择其尤要者，先加循习之功。如正史，则司马、班、范三史为先。编年，则涑水为先，紫阳次之。“三通”亦必须次第研求。惟纪事本末，可从缓看。然如别史、杂史中之《逸周书》、古史《国语》、《国策》，传记则有《名臣言行录》、《名臣碑传琬琰集》，载记则有《吴越春秋》、《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南唐书》，史评则有刘子元《史通》诸书，亦必因时诵览，乃足资读史之益。&
　　此其为功，当在十五、六岁经书既熟后习之。所习课程，仍依程氏空眼薄，日注起止，五日一周。五日内二日温经，三日专心史学。接续习去，约十年可毕，而且熟于胸臆间矣。古文之学，世所传韩、柳、欧、苏、曾、王八大家外，两晋《文纪》、《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选》、《元文类》、《中州文表》、《明文授读》，皆称善本而不能尽学。则莫如专力于韩文。其读法、看法，程氏言之已备，切宜遵循。俟其深造自得，然后参以柳之峭、苏之大，欧、曾之醇懿，而往复兼综条贯，以融其旨趣。乃复举晋《文纪》以下诸编，驯致其变化之方，而古文之能事尽矣。&
　　按：程氏于韩文后，接读“楚辞”，以为作古赋骨子。然近时崇尚选理，则赋学当以《昭明文选》为大宗，汉魏六朝诸名家次之；今别次于后。&
　　《诗》亡而《离骚》作，萧氏《文选》，屈、宋之继别也。或谓所选杂出不伦，然沉博绝丽，实为宇宙间不可少之文，故杜工部、韩文公皆有取焉。契其神理，拟其闳富，约为骈体，自当独步江东。萧《选》之外，近张皋文氏《七十家赋钞》、李申耆氏《骈体文钞》二书，于辞章家言，已略撷其菁华，当肄业及之。唐以后，体裁各别，博观约取，亦足考见正变源流，不必尽读也。&
　　程氏读看文程：六日一周，两日经、一日史、三日文。而诗学则未之及。今亦当以其余暇补之。然诗道之多，正如汉家宫阙，千门万户。世所传若《古诗纪》、《乐府解题》、《全唐诗》、《宋诗钞》、《宋诗存》、《元诗选》、《明诗综》，可谓富矣，惟其择之也（与古文同）。王渔洋《古诗选》、姚惜抱《今体诗选》二本持择最精（近有合刻本，并渔洋《万首绝句诗选》）。又管氏《读雪山房唐诗钞》、沈氏三诗《别裁》亦尚可观。得此数本，尽足取法。然必以一大家为宗。熟复而深思之，久乃旁推变通，升堂入室矣。&
　　读文、作文，程氏皆以西山《文章正宗》、叠山《文章轨范》为主。今则谢氏书尚有重刊本，真氏书已仅见。盖举世久不知古学、只习八股、时文故也。即论制艺，亦当取名家文，择其理法俱到，清真雅正者，读一、二百篇，则题之大小长短、虚实偏全、理学典制格式，无所不有，作法无所不备，岂不甚善？乃并此不之学，而仅以侥幸一第之墨卷，步趋模仿，敝精于中而不知返，无惑乎？人才之不古若而文学之无以振兴也。&
　　今既于读经、读史、读文诸法，端其趋向，得所禀承，有以为文章之根柢矣，则何文不可以作？仍依程氏作科举文字法，九日读、看经、史与文，一日作。初作，以经、史中论辨序事为题，只求构思称物，敷言逮意，言恢弥广思。按：愈深有开展之情，无局促之态，机趣洋溢，议论纵横，文成而法立焉。笔意渐熟，便当增作文日数。久之文理日明，文思日茂，使为“四书”题时艺，必大有异于人者。盖时艺之为体，其义则代古先圣贤之言也，其词则周秦以来立言者之神气、格律，无弗包也。苟非探讨于六经，不足以窥义之奥；非贯穿于史氏百家，不足以尽词之变。观天启、崇祯以逮国初，诸作者如章大力、金正希、项水心、罗文止、陈大士、黄陶葊、章云李、刘克猷、熊钟陵、李石台、马章民、韩慕庐、张素存、方百川、方灵皋储六雅、王巳山、王耘渠、张晓楼、任钓台、陈句山、管蕴山，其文具在，莫不经经纬史、雅健雄深，可以知其概矣。学者效而得之，文既登峰造极，以应科举，亦不作第二人想。&
　　至于诗、赋、箴、铭、颂赞之类，体有万殊，而理惟一致，视其力之所至而为之，无不惬心者，其平日研索之功。载籍极博，固难究殚，然多闻择善而从，多见而识。虽圣人为学，不外乎是。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按：程氏所引稽古之书，除群经注疏、列史书（志）外，其必当从原书讨论者，如《水经注》、礼书、乐书、文字音韵，及推历、地志等学，不胜指名。而《算学九章》，尤不可不潜心究其蕴奥。盖通《九章》以至推步，然后各史之天文、历律诸志，始可得而读。即六经中之言星闰岁差，皆可迎刃而解。汉、唐经师如郑、孔辈，无不明此者。且其法亦今密于古而较简洁。&
　　按：算书之精，若宋秦九韶氏《数学九章》、元李冶氏《测圆海镜》、《益古演段》，皆明立天元一法。而国朝宣城梅文穆公《历算全书》六十卷，其说大备。欧罗巴借根方，至为巧妙，亦本诸秦氏，近来传此，学者益盛。中、西士所著，各有成书，而同文馆天文、算学教习、海宁李壬叔善兰，尤多精诣，有《则古昔斋算书》十三种刊行，好学深思之士，弥易为功云。&
　　以上诸条，为父、师者，果能依此程督其子弟，必成通儒。而一切村夫俗子巧速之锢习铲除尽净，悉为有用之学，以立致用之基。困知勉行，明善复初，下学上达之工夫，尽在是矣。&
　　夫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鉴古今之成败。自余百氏述作，皆六艺之支流，载道知言，往往畅先哲所未发，资后贤之观摩，亦足与经、史旁参互证，所贵博观而约取，熟读而精思，则其学之成，可计日待也。&
　　昔鄂文端公总制云贵时，征滇士入书院教曰：“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子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外，此则先之以‘五经’，其次如《左传》之淹博，《公》、《穀》之精微，《仪礼》之谨严，《周礼》之广大，《尔雅》之辨晰毫芒。大至无外而细入无间。此‘十三经’者，缺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备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于史，则先《史记》，次《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缺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读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创业立功之所自；读列传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关系国家得失、利害之分。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技诸传，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业，以各造其极而得其或显当时、或传后世之故；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诸传，可以知安内攘外、柔远、绥边、恩威各得之用；读天官、历律、五行诸书（志），可以观天，而并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诸书（志），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险要之机；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书（志），可以知典礼、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参订；读艺文、经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种、四部、六库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读平准、食货诸书（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节谨度之大体，而有所规鉴；读刑法、兵营等志，可以知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读史之要也。且善读史者，不仅以史视史，凡诏诰、奏疏、檄谕、论策之属，文之祖也。乐章、歌辞之属，乐府、诗歌之祖也。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传所载骚、赋之属，词赋之祖也。故熟于‘三史’，则文人、诗人、骚人一齐俯首矣。况不止三史乎？史有可与经兼读者，如读《左传》而以《史记》副之，读《公羊》、《穀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汉书》副之，则史学不会太迟。”&
　　按：文端以《史》副《左》，以班、范副《公》、《穀》等五书，是总核诸书之大体言之。愚意欲分诸书之类，参伍读之，较便贯通。拟改为读《左传》、《公》、《穀》，而以《史》、《汉》之本纪、世家、年表、列传副之，并看《通鉴》；读《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史》、《汉》之书、志副之，并看《通典》、《通志略》、《文献通考》。又拟学文法：读《尚书》、《仪礼》，为学韩本；读《考工记》、《檀弓》、《公》、《穀》，为学柳本。箴、铭、颂，取诸《易》与《诗》，《太玄》、《易林》辅之；赋，取诸屈原、下逮宋玉、贾谊、扬雄之徒。记事莫工于《史记》、《五代史》，其继别者旁推交通，兼综条贯，而学文之旨亦全矣。&
　　“十三经与三史，既读，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庄》、《荀》、《列》、《管》、《韩》，以及汉、唐、宋、元人之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余则分日记览。天姿绝人，过目成诵者，览，即是读其不及者。原未能尽读、博览强记。有十三经、三史为根本，他皆一以贯之。读，固为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尽读，非人情不可强也。&
　　“经，庄重；史，闲雅。庄重者难读，闲雅者易读。读经者，以淑性；读史者，以陶情。朝经暮史，参错互读，则有体有用，内外兼赅，相济而不相妨，相资而不相紊。然后反求其本而约之于至一之地，则本之身，措之世，无所继而不当。出之言为经术之言，行之事为经济之事，建之功业为经天纬地之功业，乃可借手以报曰：为国家得人矣。”&
　　又，王述庵侍郎与门人张远览书曰：“夫学文之失，其弊约有三：挟謏闻浅见为自足，不知原本于六经。稍有识者，以大全为义宗，而李氏之《易》，毛、郑之《诗》，贾、孔之《礼》，何休、服虔之《春秋》，未尝一涉诸目。于史也，亦以考亭《纲目》为上下千古，不知溯表、志、传、纪于正史。又或奉张凤翼、王世贞之《史记》、《汉书》，而裴骃、张守节、司马贞，颜师古、李贤之注，最为近古，缺焉弗省，其失也俗，而陋有其学矣。聘才气之所至，横驾旁鹜，标奇摘异，不知取裁于唐宋大家以为矩矱。而好为名高者，又谓文必两汉、必韩、柳，不知穷源溯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诞，而夸其或知所以为文与为文之体裁、派别见于言矣，未克有诸躬。甚者为富贵利达所夺，文虽工，必不传，传亦益为世诟厉，其失也畔而诬。夫以为文之难，而其失又多如是，则有志于古人，不可以不知所务也明矣。”&
　　由鄂公之言覼缕周挚，可使人自得其读书乐趣，虽有奇技异能而弗移也。由王公之言，即《论语》所云“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是也”。可使人废然思所变计。经史、文章，一法一戒，犁然各当于人心。古今论为学之次第者多矣。求其善诱循循，未有若二公之明切者也。故特备录，以附于家塾课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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