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和贵州有个梗？怪不得成名之后不提自己是贵州人
张之洞和贵州有个梗？怪不得成名之后不提自己是贵州人
友人就像晴雨衣
张之洞，这位晚清四大名臣，和贵州，有一个梗。在贵州出生，从贵州走向更高的政治舞台，最后跻身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张之洞，应该算晚清贵州最有名气的人物了，但在贵州，却鲜有人提张之洞，宣传张之洞。提到晚清贵州名人，他们更愿意对另一个来自贵州的晚清名臣，那位怒斩安德海的四川总督贵州毕节织金人丁宝桢津津乐道，那位才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再加上张之洞那个张南皮的外号，很多人都不知道张之洞与贵州的渊源。作用力是相互的，贵州后世文人对张之洞不感冒，据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年张之洞出贵州平步青云后，几乎绝口不提自己是贵州人，大有嫌贫爱富，嫌弃这块当时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瘠之地。当时就有“之洞腾达，耻为贵州人”的说法。贵州文人人穷，可志不穷，你张之洞不是不愿提贵州吗？那贵州文人们也不能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上赶着把你张之洞贴上贵州的标签。这就是贵州与张之洞之间的梗。事实真是如此吗？搜索现在百度等几大搜索引擎，都明明白白的标注了，张之洞，贵州兴义府人。但其实张之洞并不是出生在兴义府，他是1837年出生在贵阳贵筑县六洞桥，也就是今天的贵阳市博爱路，因为出生在六洞桥旁，故取名张之洞。张之洞的父亲张锳是河北南皮人，算得上河北南皮的官宦之家，祖上三代都是七品县令。张锳是嘉庆十八年的举人，但国考屡屡落榜始终没有进士，最终在道光六年（1826年）以“大挑”（就是对落榜的优秀举子进行补录分配，一般到稍偏远地区做官）来到了贵州，任清平、德江知县，后来又陆续任威宁知州、贵筑知县、后来升迁到了知府，又陆续做了安顺知府、黎平知府、兴义知府，最后升任贵东道道台，张锳在贵州一干就干了三十年，从七品芝麻官做到了四品道台，颇有政绩，又有一手好书法，贵州各地至今还有其不少墨迹。张之洞出生的时候张锳正在做安顺知府的任上就，但家还安置在贵筑县，后来张之洞四岁的时候张锳任兴义知府，张之洞跟随父亲去了兴义府，开始了他的学前教育，先入私塾，后来又师从兴义府的名师何养源。九岁时张之洞进入兴义府学，其父对其学业要求十分严格，作为知府的儿子，自然也接受到了府学里最好的教育资源，让少年张之洞学业精进。11岁的张之洞一次在父亲在大宴宾朋时，命张之洞即兴创作，之洞挥毫而就，写下了700余字的《半山亭记》，一文已出，技惊四座。此文很快在贵州文化界传开，张之洞被视为神童。他的这篇《兰山亭记》第二年就被编辑进了当时贵州的中小学教册《天香阁课草》，张之洞在贵州算是少年成名了。但张之洞13岁，到了要进取功名的时候，父亲张锳还是让他回老家南皮，顺天府参加县试。张锳此举思虑可谓深远，按常理，张锳在贵州为官多年，儿子张之洞凭自己的文才又在贵州已小有声名，如果在贵州应试，难度会小得很多，何况作为文化发达省份的河北，考生的文化水平自然是要比当时较落后的贵州高些，按常理是发达省份的考生来落后地区考（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屡见不鲜）。张锳反其道行之，让张之洞回老家南皮参试，一则当年自己屡试不第，算是人生一大憾事，让儿子回老家应试，算是完成自己当年未完成的理想，二则对儿子的文才水平有信心，让儿子到更高水平的平台，也算是对儿子的一个磨炼，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让儿子以一个河北生员进行仕途有，和以一个贵州生员进入仕途，对张之洞以后的官场人脉、资源的影响，那将大大不同的。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到了顺天府张之洞在县试、乡试中都拿下了第一，让河北顺天府士子们知道了这个贵州来的学霸的厉害。1854年，中举的张之洞回到了兴义府，在兴义府他奉父命与当时的都匀府知府石煦之女结了婚。石氏陪伴张之洞走过了11年的婚姻，两人感情极好，相敬如宾，可惜，1865年，石氏因病逝世。1856年，张之洞离兴义赶赴京城参加会试，他走的是贵州学子赴京赶考的路，由黔入川，至沪州渡长江北上，经内江、成都，越剑阁、广元进入陕西，经潼关进河南入直隶，虽然他是一名河北考生。离开贵州的张之洞面临的并非一片坦途，他前脚刚走，贵州便发生了烽涌的农民起义，父亲张锳在贵东道道台的任上病逝，他的小舅子石均当时的都匀府知府被农民起义军所捕杀，他姐夫的父亲鹿都匀府前知府也被起义军逼得焚火自杀。有人说是贵州起义军的狠，让张家及其亲属吃够了苦头，所以之洞成名后，提到贵州便皱起了眉头。父亲死后，张之洞回籍守制三年，1859年再次参加会试，却因遇到了其族兄张之万是考官，不得不回避，又浪费了一届，1862年再次参加会试，不弟，1863年再次参加朝廷会试，终于名列一甲第三，从此，张南皮声名远扬，镇义军，办洋务、兴教育，练新军，时人都知道河北南皮出了个能人张之洞。而这位晚清四大名臣与生养他的贵州故地，慢慢渐行渐远，开始不再有交集，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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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就像晴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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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友人就像晴雨衣，需要了就穿，用过后放一边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勉薄之力！——记廖彬宇先生考察张之洞故乡安龙县并讲学-北京习风堂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勉薄之力！——记廖彬宇先生考察张之洞故乡安龙县并讲学作者：北京习风堂 / 公众号：bjxft2015发表时间 ：习风堂即大兴学习之风之讲堂，我们秉承“大兴学习风、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共筑中国梦”的宗旨， 大力倡导践行“仁德为本、知行合一、无我利他、向上向善”的理念；专门致力于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毛泽东思想及习近平系列重要思想；积极推广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管理思想而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管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自己绵薄之力！北京习风堂微信号：bjxft2015日至2日，应贵州省安龙县县委县政府之邀，廖彬宇先生(笔名周易玄)到安龙考察讲学，县委钱正浩书记、县政府冉隆斌县长、县人大黄朝文主任、县政协郑逢春主席及其他县领导谭宏、梅秀文、罗佳梅、颜仕亮、黄显旷等陪同考察并参加座谈会。考察讲学期间，廖彬宇先生一行先后参观考察了安龙南明历史博物馆、安龙博物馆、兴义府试院、半山亭等历史文化景点，并进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家风党风廉洁建设主题讲学。廖彬宇先生将到访安龙县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许多传统文化爱好者奔走相告。其中有追随廖彬宇教授近十年的一位学员颜克忠先生是从安龙走出去的企业家，他得知彬宇先生即将访问安龙后，购买了彬宇先生的新著《平心平天下》近一千册赠予了家人、朋友及同事，并将剩下的三百册捐给了安龙县县委县政府。1日下午，廖彬宇先生为全县领导干部及热情高涨的传统文化爱好者们举行了一场题为《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党风廉洁建设》的主题讲座。因为今年还是张之洞诞辰180周年，所以讲座开场，廖彬宇先生就谈到了参观张之洞纪念馆及张之洞学习之地——半山亭的感受。谈到张之洞，彬宇先生是推崇有加。张之洞，号香涛，自号抱冰老人，祖籍南皮，生于贵州。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共誉为清朝四大名臣。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中华民族重工业和及近代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注重教育和治安，主导了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对清末的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张之洞十六岁中解元，同治二年，廿七岁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山西巡抚、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有名言：“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气。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已民。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范，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战斗力非常生猛。当时慈禧太后很需要一个曾国藩式的人来辅助她。通过推翻东乡惨案、力阻崇厚卖国、扳回午门冤案等系列重大事件，慈禧越来越看好张之洞。因为她从张之洞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那就是曾国藩。鸦片战争爆发时，大清国内忧外患，道光皇帝重用了曾国藩。曾国藩不负厚望，立了大功，一夜之间由四品官升为二品大员，连升四级。曾国藩深得皇恩，知恩图报，他不仅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头号功臣，也成了兴办洋务实业的首领，位居中兴名臣之首，为大清国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道光皇帝破格提拔和重用曾国藩的结果。但是，曾国藩在为朝廷立功的同时，也给慈禧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隐患：朝廷大员中和各省督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来自曾国藩的“湘系”和他的门生李鸿章的“淮系”。慈禧不能任这两派势力无限制地发展，她一直在物色属于自己的“曾国藩”，而张之洞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张之洞在办大事的时候，不仅坚持原则，坚守正义，还充分考虑了慈禧的感受，慈禧决定破格提拔张之洞。1881年六月，慈禧就像当年道光皇帝破格提拔曾国藩那样，让张之洞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一夜之间，张之洞连升四级。前半生升迁太慢的历史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张之洞开始步入后半生的辉煌人生。他已经等了近二十年。1881年十月十六日，他接到了朝廷的一纸任命：出任山西巡抚。巡抚相当于省长。记得二十年前，族兄张之万曾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棒极了，想法也是很好的，不过这些好想法，还是等你今后成为封疆大吏时再去实现吧。”如今，他终于实现做封疆大吏的梦想了，他有满腔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像一艘大船正远航，将尽情地去实现。张之洞创办了自强学堂、三江师范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等。张之洞是东南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张之洞着力扶持民族工业，为武汉自近代以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筹建芦汉铁路。他主持修筑了武昌南北长堤和汉口后湖长堤，排除水患，划定了20世纪初的武汉三镇与今天的武汉市相近的城市规模，同时支持民族企业家操办水电等现代化市政建设。张之洞是个个性鲜明的人。往往杰出人物就是这样，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突出。张之洞是个工作狂。工作起来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重要讲话都是自己加班完成。张之洞也很大度，能容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他的门下有各种学派观点的人。张之洞个子矮，两个主要助手也矮。有个画家画了一张画，题为《三个矮子》，画得很像，挂到字画店里。张之洞知道后，没有生气，却叫人把画买回来，说画得不错。张之洞很自负，经常刁难人。张之洞曾经刁难过早年的孙中山。早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也曾去拜会张之洞。孙中山当时递呈了一张名帖，上写“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见后很不高兴：“一个平民布衣，竟敢与我这封疆大吏称兄道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于是在那帖子背面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然后叫门房把名帖还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知道这位张大人瞧不起自己，当即回复：“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孙中山的这句话针尖对麦芒，很是直截了当。张之洞看后一惊，认为此人日后定当有大作为，便马上有请孙中山。张之洞爱养猫。卧室中常有猫，张之洞经常亲自给它们喂食。当时人称，清末有“三屠”：袁世凯喜欢打仗，人称“人屠”;岑春煊喜欢弹劾官吏，人称“官屠”;张之洞所到之处，建设花费很多，人称“财屠”。张之洞也是慈禧扶植起来的用以抗衡湘军和淮军势力的重要人物。他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但与以激进改良派持有不同的主张，对革命党人采取镇压态度。张之洞称赞左宗棠一直督办新疆军务，忠勇可嘉。张之洞建议慈禧太后加强东南海防和西北边防力量，并上书推荐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称赞他能征善战、屡立战功且精力充沛，堪当此任。张之洞任封疆大吏时期，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筹饷、调兵、反对撤兵议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主张。在辛丑事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武汉一跃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张之洞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汉阳步枪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张之洞热心向日本学习，他派学生数百人前往日本留学，甚至将自己的数位子孙都送往日本留学。学生出洋，之洞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张之洞家族以耿直清廉为训。张之洞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贿，因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这样一位地位赫赫、成就巨大的封疆大吏，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办理后事时竟然连丧葬费都拿不出，还是靠其亲朋门生筹集的(包括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中共元老之一董必武等)。尽管清廷赏银3000两治丧，但仍远不够开销。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张之洞想做事，想干大事，工作上他总是自己找困难的事做。他一生清廉，成当铺常客。张之洞当总督每年的薪俸一万多两银子，还有些其他收入，在当时，是高收入，但他的开支也很大。有一次慈禧赏他5千两银子，他自己加1.2万两银子，在老家南皮办了个小学。各地发生灾荒，他也捐钱。他的幕僚是自己出钱养。张之洞有个理论，讲公利不讲私利，他当官以后，没有给老家祖产添过一间房，添过一亩地。作为晚清政治界、思想界、经济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树敌很多，死后毁誉不一。但他主政湖广多年，百姓口碑很好。他在湖北打下的基础，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爆发创造了条件。孙中山曾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很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对近代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也有特殊贡献。他任湖广总督时创建两湖书院，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视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尽极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亲自选定馆址，购江南著名藏书家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并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制定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为国家图书馆建设贡献卓著。张之洞忠于清朝，他兴办教育，发展民族实业，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朝廷的统治，但是历史有自己的规律。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当之无愧的晚清大功臣。一开场，廖彬宇先生便给大家重温张之洞的历史人生，号召大家感悟、学习张之洞廉洁自持的精神。张之洞12岁时出版诗集，自幼有神童之名，11岁时所写的《半山亭记》便名闻遐迩。廖彬宇先生分享了他所做的一副对联来纪念张之洞。上联：安世济民，半山亭中涵伟器;下联：龙行虎变，弥天事下见雄杰。彬宇先生说：张之洞11岁时写下《半山亭记》，从小见大，已可预见到他未来安世济民成为民族英雄、社会脊梁之气象。此后又以弥天事业勋格天地，堪为一代雄杰。而成语‘龙行虎变’出于《易经》，一语双关，一方面是说南明政权永历皇帝曾经安身于安龙这一史实，另一方面则是言张之洞厉行改革，开革命风气之先。这副对联，开头嵌入了“安龙”二字。彬宇先生在讲述张之洞的故事时，又现场脱口作了一副对联，勉励在场所有的听众。上联：学者当揽天下国家于己任;下联：丈夫必为苍茫宇宙之皇极。填写图片摘要(选填)皇极，《尚书》里说：“皇建，其有极。”唐代的孔颖达解释为：“皇，大也;极，中也。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僻”。所谓的“大中至正”之道，也是指天下的行为准则。引申为天下的榜样和示范。这个榜样和示范是怎么样的呢?彬宇先生就展开了中华文化中修身的话题，并谈了修身和共产党人廉洁的问题。先生说，中国以文化之邦、礼仪大国著称于世，历来讲究修身之道。修身是人生大事，人们为了立足于大千世界，势必要求个人生存、繁衍与发展下去，既要解决物质、精神的问题，又要解决人际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国家、团体、环境、自然等诸多关系问题。其实中国古代贤哲对于修身原本有系统的思想论述，并有付诸实施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国人健康生活、中华民族繁衍、中国富强兴盛的作用不可低估。先秦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中，除对自然本原与秩序、对宇宙形成和构造的探索外，主要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及其演变的探讨，对个人修养、人际关系、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的思考。而个人修身是其中重要的一课。古老的《易经》对人们提出“思不出其位”，应当“恐惧修省”，“直其心，方其义，敬以内直，义以方外。”《礼记》中的《大学》篇是中国古代修身的典范文献，其主导思想是“修身为本”，提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思想主张。修身的目的，一是适应当代社会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宗法血缘纽带关系，在于强化“齐家”;一是由古老的“大同”思想的需要，而确立的“治国、平天下”，以期达到昌明盛世的中华大国。显然，修身不单是限于个人行为，而是涉及民族、国家与社会、天下存亡盛衰的大事。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形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作为修身的出发点。有关修身的思想主张，具有进一步理性化、多样化的特征。西汉扬雄的《法言》、东汉徐干的《中论》以及南北朝时期潘尼的《安身论》等著作中，均有对修身问题的专门论述。徐干认为，修身要自重言行，“贵其言则尊其身，尊其身则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将修身、重道、立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唐代张九龄对修身之道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正其志虑”，“端其形体”，“广其学问”，“养其性情”。可谓面面俱到，丰富了有关修身的内容与要求。宋代朱熹是继承、改造、发展儒学的大师，他将《大学》从《礼记》中分解独立，使之成为“四书”之一，作为修身经典文献教本流传于世。他认为，修身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下功夫，即所谓“格物致知”，以达到“心性修养”的目的。“明天理，灭人欲”，强调节操自好，“见人之善而寻己之善，见人之恶而寻己之恶。”“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用以巩固社会伦理道德。明代朱舜水重视一个“诚”字：“诚而明，明而诚”，“自强不息者，诚也。”“君子以诚为贵，修身处世，一生之外更无余事。”清代张伯行则强调一个“心”字：“身之于心，犹舟之于柁也，欲修其身而先正其心。”“心之所固有，仁、义、礼、智、信是也。”这是对《大学》的具体解释，“正心”的情操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是仁、必、礼、智、信。历史表明，中国人修身的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核心问题，是心、言、行三者的修炼工夫。心是指思想情感，言是指音容笑貌，行是指行为实践。三者修炼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克修德行”，这里所指是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荀子的“法先王”，“顺礼义”，“唯仁之守”，自我约束。在“克修德行”中“谦德”至关重要。周公旦对“谦德”解释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责，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为修身至理明言，人皆可以为戒。关于修身的功夫，则有多种多样。孔子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他的学生曾参则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宋明以来的思想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格物”、“穷理’’的人生修养功夫，并且还主张人生应有“忧患”意识。明代黄绾指出：“因忧患而知思、知慎、知节、知畏、知谨、知保、知修，所以能生也。”“卑以自牧”，自我完善，是中国人修身的一大特点。为此，贤哲们提出了修己、责已、反已、克已、求诸己的要求。忍辱负重，“自守谦恭”。凡事要“虚已以求，屈位伸道”。讲究“始克一念之功”，去掉好色、好货、好名的根源。如同墨子所说：为君之道，“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要严格约束自己，“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坦诚自若，超然处世，善始善终，“功成身退，天之道!”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被誉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完人”，其最大特点就是自省克己。其实曾氏原来也是一个满身缺点的人。我曾根据《曾国藩日记》，归纳出青年时期的曾国藩的几大毛病：浮躁、虚伪、狭隘、自以为是、无恒心、好名、贪利、好色、有不良嗜好。但他在史册上留下的形象是为人谦抑自退、宽容忍让，不居功、不凌人，别人对他的尊敬不仅出之于口，而且服之于心，被称为“一代完人，千古楷模”。之所以这样，完全取决于其修身功夫，具体的表现一是自省，二是克己。曾氏在31至39岁时，在翰林院期间有一个长达八九年的刻苦自励的修身生涯，他以诚意、恭敬、谨言、静心、有恒作为每天的功课，对自己做一番涤旧生新的修炼重铸。这段时期帮助他克服了不少自身的毛病，逐渐培育了良好的习惯习性。这种修身，他后来坚持终身，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反省自己：“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他面对功劳的“功成身退”，他做事方式的“拙诚”、“平实”，他对人生期望的“求阙”“惜福”等等，足以体现他修身的境界。这种修养与感受，诚如其名句所表达：“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我自知。”道光十八年,36岁的李文安与28岁的曾国藩同时中进士.五年后,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因儒学修养及不俗之诗文而成为政治新秀.此年李文安带20岁的次子鸿章来拜曾氏为师.曾氏翻阅李鸿章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曾氏见李鸿章气宇非常,进退有节,仿佛见到了未来之国家栋梁,遂欣然收为门人.试想，若无极好的修身的功夫，年方二十的李鸿章何以能写出如此气魄宏大的诗文让曾国藩青眼相看?若其无精深的修身功夫，在面见曾氏时又何以能打动曾氏，使曾氏下决心纳其入门下并着意栽培他?毛泽东尝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毛所以推崇曾氏，便与其师杨昌济早先之推介有关。日，杨昌济与学生毛泽东闲聊谈到毛之家世。杨于当日日记中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地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这一年，曾国藩(涤生)去世43年，梁启超(任公)也刚好43岁。梁是广东人，由于种种缘故，他直到28岁才在国外读到曾氏书。光绪二十六年春夏间，旅居美国檀香山的梁启超，在给其师康有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谈到读曾氏家书时之震动：“弟子日间偶观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弟日来颇自克励，因偶读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此后，梁启超便将曾氏引为人生榜样。梁认为曾氏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不多见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见的大人物。而这个大人物，并没有超世绝伦的天才，反而在当时的名人中最为鲁钝笨拙。却为何终能立功立德立言成就三不朽?梁以为曾氏“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且看曾氏修身之名言：“人以巧来，我以拙应;人以伪来，我以诚应。惟天下之至拙，可胜天下之至巧;天下之至诚，可胜天下之至伪。”曾氏青年得志，才入翰林便平步青云，中年时遭到咸丰帝疑忌，又遇战事失败，一度压抑成疾屡欲自杀，此后融道家思想以修身处世，乃于乱世中岿然自立。曾氏之论，正是得力于老子之言：“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梁启超以曾氏“诚拙”之教为榜样，其虽天资聪颖，却只活了五十六岁。自二十余岁成名后，一生便在忙碌中度过，除大量之政事、教学、社交等占据其诸多宝贵时光外，还要承受动荡之流亡岁月，而他却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精彩著述。如此巨大之成就何以取得?便是来自于严格之自律及修身。他在给朋友徐佛苏信中说：“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湘乡即曾氏。由于地理、人文、历史的条件制约，中国人在长期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在个人修身实践中，性格“内向”，谦逊大度，礼貌待人，讲究分寸，“尚静”，“慎独”。生活中自我约束力强，讲自观、自照、自度、自闻、自称、台重、自治、自虑、自强、自信，以期达到平安度过人的一生，即所谓“敬慎终身”，“居常守终”。应当指出，这种“内向”性格，“慎独”生活，并非消极处世，自我封闭，自扫门前雪，是无为而有所为。岳飞说：“正己可以正物，自治可以治人。”张伯行说：吾“所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中国人坦坦荡荡，直道处世，以诚待人，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对一般百姓的要求;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有更高的要求。明代邱濬提出：“君子修一己，以我一己之修而致天下百姓之安”，将民族的、国家的、社会的事情办好，使之兴旺发达。时代不同了，但修身之道未尝不同。当今中国人民将吸收前人一切有益的东西，咀嚼消化，根据社会现实要求，修身克己，自我完善，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做出贡献。长按上述二维码，即可出现“识别图中二维码”提示，点击可直接关注公号共享微信号：求是网共享微信号：思想火炬共享微信号：党建网共享微信号：chanyeren2014共享微信号：昆仑策研究院相关文章猜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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