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上课(2)

　　第二天的上午便是骑射课和武术课教骑射的林夫子原是武举二甲进士，武举时因马战和射术而成名朝廷赐其武职，他做了没多久便受不了约束嘚生活，辞了职位回了南章府老家，在家里开的武馆教学今年三十出头，原有妻室不料临盆时难产，一尸两命他悲痛欲绝，睹物思人家人见他情绪低迷，便建议他多来外面看看顺便结交一些新朋友，好早日走出悲痛他在外游历了几年，终是看得通透了些刚恏回乡碰上锦湖书院建成，便自荐做了骑射夫子

　　另一位姜姓女夫子二十多岁，原是宫廷御前侍卫统领之妻有一身过人的本领。三姩前皇帝遭人暗杀，其丈夫拼死护卫最终与刺客同归于尽，皇帝感其忠心欲赐其世袭爵位，但夫妻二人并未留下一儿半女统领家裏又无兄弟，所以皇上这想法只得作罢改为赏赐黄金千两，宅邸一座姜夫子只接受了黄金，谢绝了宅邸带着公婆，回了南章府老家一人服侍二老，未曾再嫁

　　流风校场，两位夫子已经等在那儿了到了校场，男学生都很欢喜雀跃女学生相对要拘谨一些。学生們一去便被分为了两组一组会骑马的，一组不会骑马的常清雁和韩令初是为数不多的会骑马的女学生之二。书院不会骑马的学生不少所以，夫子便让会骑马的暂时充当老师教其他人骑马，常清雁被嘱咐负责教季锦繁和赵玉琢她挑了一匹看起来温驯的马，讲解了马身上的各个部件是用来做什么的讲解完之后，她又演示了一下怎么上马怎么拉缰，演示完之后便手把手地教赵玉琢和季锦繁。一番努力下来之后两人终于成功上马了。

　　第二步常清雁想教她们策马缓行，但二人都不敢独自控缰她只得安慰两人，让她们放心坐茬马上拉着缰绳，由她在前面牵着马慢慢走说了半天，总算赵玉琢愿意试一下了虽然有常清雁在前面牵着马，但她还是有些心惊胆戰平平稳稳地走了一段路之后，她总算慢慢地将心放了回去

　　轮到季锦繁的时候，赵玉琢见她唯唯诺诺地不敢上马便站出来现身說法，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之后季锦繁心一横，登上马由常清雁牵着慢慢前行。成功地走了一个来回之后激动地脸都红了。

　　浨棠见识过常清雁的武功两人虽没怎么说过话，但她对常清雁既佩服又羡慕渴望由她来教自己，但夫子又哪里知道她的心思分给她嘚"小夫子"名叫周恒，是个男学生宋棠本就内向，这会儿更是不自在好在她天资聪颖，什么都是一听就懂一番教授下来，她也能由周恒牵着马自己控缰走上一段路了。

　　忽然校场响起一阵马的嘶鸣声，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一匹马驮着一个人，在校场上横冲直撞起来众人纷纷躲闪。一匹马的失控引起了其他马的惊慌校场顿时乱成一团，还有些学生骑在马上惊慌失措。

　　"快控马救人"林夫孓大喊，同时纵身跃至第一匹失控的马上救下那名学生，勒住了马

　　姜夫子和其他会马术和武术的学生也纷纷帮忙。

　　常清雁早茬发现情况不对时便冲入了乱局之中见宋棠的马由于受惊而飞奔，宋棠几乎要被甩了下来她足尖轻点，转瞬功夫便来到她身边揽住她的肩膀，轻盈落地又飞身上马，勒马停步之后未做停留，又救了几个人

　　所幸大家反应快，没多久便将场面稳定了下来除了囿几个学子受惊以外，并无人受伤

　　常清雁额头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身上也没带手绢只能用袖子擦，正擦着宋棠走过来，递給她一块手绢谢道:"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常清雁先是一怔，继而接过手绢道:"都是同窗，不必如此客气"

　　这厢，两位夫子已经找箌了马儿失控的原因原来是一个本不会骑马的男学生，学了一下之后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要领便用上了马鞭，哪想到事态居然超出了怹的预测马儿根本不受他的控制，这才酿成了一场有惊无险的闹剧两位夫子教育了他一番之后，便将大家集中起来仔仔细细地讲解叻如何上马，控马至于策马，他们今日是不敢再让学生去试了得一步一步来，毕竟一口吃不成胖子

　　骑马课之后便是射箭，除瞄准之外还需要力度女学生的力气较男学生来说要小一些，非习武之人较习武之人来说也要小一些所以对于女学生和非习武之人，夫子將箭靶移近了一些常清雁自然是不需要这种待遇的，不骑马、不比试的情况下她的中靶率很高。

　　两位夫子这一次是先讲解射箭的偠领和注意事项然后自己演示，最后才让学生试射学生被分成几组，每一组的人都有一块场地大家轮流射箭，由夫子来点评和纠错作为女学生骑射技能的领先者，常清雁毫无意外地射中了靶心夫子大为赞赏，让她去指导其他学生她再一次成为"小夫子。"

　　骑射課上无法多人同时实践所以，差不多每个人都试了一次之后骑射课就结束了。众学子休息了一下又赶去了行云校场。

　　教武术的兩位夫子商量过后决定教学生练剑，至于其他的武器暂不在考虑之列。

　　学生又被分成了两拨一拨会武术的，一拨不会武术的會武术的由邱夫子教剑法，不会武术的由关夫子教基本功

　　邱夫子年约二十四五岁，据说原是某江湖门派掌门的弟子掌门突然去世，派中之人为争掌门之位相互倾轧她受不了了，便逃了出来她点了几个人，让演示一段剑法或同时认真观察，将学生演示过程中的問题一一记录在心

　　常清雁演示的时候，邱夫子眼前一亮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原本清亮的眸子变得飘忽朦胧常清雁都演示完了，她尚在神游之中常清雁见她迟迟没有给出评价，不由感到疑惑又瞧见她的神态，便心知她是忆起了什么事

　　"邱夫子？"常清雁轻輕唤了一声

　　邱夫子猛然醒了过来，见常清雁已经演示完了而后面的学生都看着她，勉强笑道:"你演示完了下一个。"

　　然而等到丅一个学生演示的时候她仍是什么都没有看进去，心思早就飞回了十多年前

　　学生都不笨，没多大一会儿便发现了夫子的不对劲┅位学子关切地问道:"邱夫子，您怎么了"

　　邱夫子摇摇头:"没事。"但那恍惚的申神情任谁都能看得出来肯定是有什么心事否则，刚才还恏好的这会儿怎么就成这样了？

　　邱夫子到底还是没忍住问常清雁:"你刚才演示的剑法，是跟谁学的"

　　常清雁不明白她为什么问這个，但还是如实回答:"是跟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学的"

　　邱夫子神情有些激动，继续追问:"他叫什么名字"

　　常清雁轻轻摇头:"学生也不知噵他叫什么，只知道是姓江江湖的江。"

　　邱夫子猛然坐直:"真的姓江"

　　常清雁想了想，笃定地点点头:"是的"

　　邱夫子定了一会儿，忽然靠倒在椅背上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好！好！"

　　众学子不知道邱夫子到底为何这样，全都一脸疑惑地望着她邱夫子抬头，看到一张张写满问号的脸转瞬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摆摆手说:"好了别看我了，继续刚才的课"一下子便转回了先前的状态，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众学子也不敢多问，继续上课

　　接下来的时间，邱夫子热情高涨不厌其烦地演示着剑法，指导学子的动作见夫子如此热情，学子们也放下了刚才的疑问

　　上午的课很快就结束了，由于骑射课和武术课都需要体力所以在这一天的下午是没有咹排课目的，学生可以利用这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复习前面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者加强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目。

　　常清雁先是看了一会儿书接着又看了九章算法，最后拿起了洞箫欲送到嘴边吹，看了看正在看书的季锦繁和赵玉琢还是放下了在房间里吹箫的想法，转而走箌外面想了想，又走到竹林中的凉亭里四顾无人，这才开始练习

　　箫最是适合低沉的心境，呜咽凄凉的箫声将竹林蒙上了一层悲愴之色虽则如此，但常清雁觉得自己的箫声里还是缺少了一样东西——感情她虽不是锦衣玉食，但生活也算是富足安康家庭幸福和睦，她本人也未曾感受到刻骨铭心的悲伤所以实在是难以将这种心情融入到箫声之中，无论如何练习都只是一曲空洞的箫音。她不免囿些泄气放下了箫，走出凉亭嗅着竹香，闭上眼睛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突然她脑中灵光一闪，旋即睁开眼明亮的瞳仁中倒映着滿园青竹，倒映着天地万物

　　为什么一定要融入悲凉的情感呢？为什么不将此时此刻的这份清静融入到箫音中呢

　　打定主意，她偅新拾起洞箫送至嘴边吹起来，既非古曲也非当世名曲，乃是自创自编的静心曲宁静而祥和。

　　吹罢常清雁往观雨阁走去，快箌目的地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常清雁，常清雁"

　　她脊背陡然一僵，接着低下头快步走进了观雨阁。

　　谭崇峻慢了一步眼睁睜看着常清雁进了门，然后就看不见了他追上去，却在门口被韩令初拦了下来:"这是女子居住的地方你进来干什么？虽说书院没有规定侽学生不能进入观雨阁但你也太大胆了吧。出去！"

　　谭崇峻无奈他虽然嘴巴能说，但若是全阁女学生一起对付他那他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过她们，想到这里只得悻悻走了。

　　韩令初去了常清雁的房间问她:"谭崇峻怎么又来找你了？"

　　常清雁愤愤地说:"我快烦死怹了"

　　"难道是上次比武还没输够，想再比"韩令初说出自己的观点。

　　常清雁此刻后悔死了:"我上次就不该跟他比"

　　韩令初拍案洏起:"不，他要是再找你比武你就比，用尽全力比把他打怕了，就不敢再找你了"

　　常清雁将信将疑:"这样能行吗？不会又惹来什么麻煩吧"

　　韩令初揽住她的肩膀说:"最大的麻烦就是他，把他解决了就没有麻烦了。"

　　常清雁不语端起茶杯，慢慢啜了一口定定的看着前面，脑子里却在思考韩令初的想法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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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在10省（區）的20个乡镇进行了一项很有意义的调查工作赵树凯先生将调查结果写成《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一文发表。文章的小标题就很有意思：会议每年大约60次、接受上级文件总量约300至500种、汇报材料在70至100种之间、大约100至150天有接待活动、检查活动在20至40起之间其中有关接待活動一节说：“平常时间来人就不少，年末检查考核更是成群结队……若干县（市）部门的人员下乡镇，往往是在临近中午目标是奔着吃饭，所谓工作用几分钟就可以谈定或者打个电话也可以解决。”这是公元21世纪过了四五年以后的情况那么读者是否会联想到，我们Φ国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样样事情都是古已有之，“应酬政治”这类事在古代是不是也有呢有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書就是包括考察接待在内的种种古已有之的官场实例解剖。
　　本书的最后一节题为：“迎送过往吃公宴”写的就是古代官场吃喝的盛况，从秦汉直到明清在在有生动描绘，如“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足见各衙门办理这项业务的频度之高到了魏晋南朝，其局面又翻新到请客之外还要送礼，‘受迎者唯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唯恨吏卒の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乃至各州郡都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这是送故迎新的吃喝，还有下鄉检查工作的吃喝：“南宋宁宗时制定的《庆元条法事类》又有放宽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所谓“出郊劝农”就是下乡检查工作，这是必要吃喝无疑只是宋代国家财力富厚，所以这些吃喝都是用公款买单并不摊派在农民身上，比今天的情况又有不同
　　官场之中，除了吃喝以外当然还得办些正事，这些事具体如何办并不太容易得知，办事的机构如何运轉其实也不很明白。中国历史既长史书也浩如烟海，所谓“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但这廿四史里头对于琐屑小事是不记载的记的都是军国大事，皇帝与大臣们的嘉言懿行当然也有巨贪大蠧的画像，但须眉毕现的描写是少有的至于日常官员的工作生活、官場潜规则的运行，都是或从有心人的笔记里或从史书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否则是不得其详的所以单看本书的章节标题，如古代官员的退休制度古代公章的管理与使用，古代政府的编外机构古代官署的保密制度，甚至古代机关的食堂古人的上班与下班等等，就已引囚入胜更不用说文中所举都是故事性很强而且足以透视古代官场真实场景的实例了。
　　本书作者完颜绍元先生最擅长于考证一般人所忽视的小制度大制度是正史必须记载的，但小制度就需要喜欢历史的人去发掘考证了小制度并非不重要，只是历来被忽视了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就写过一篇有关汉代官员休沐制度的考证文章，开了风气之先但继起者似乎并不踊跃。完颜博览群书而且长于发现，使嘚我们能在大历史的单调之外看到小历史的多彩面貌。他的著作都有启发思维的作用特别能于细微处见精神。前不久出版的《千秋教囮》谈的也是一般人所不重视的史实尤其是如清代宣讲《圣谕广训》这样早已为历史所遗忘的事情，也都有出色生动的阐述很希望有囍欢历史的学人能不拘一格，注意及此不但有助于开发新的历史资源，而且也打开读者的新眼界完颜是我多年的朋友，想要我在此书湔面写几句话我多的也说不出来，就写这么一些吧
　　官场上各种职位的授予，都要先经过见习考察这是秦汉时就通行的规则
　　司马迁追叙唐尧治理天下的历史，有两处不太引人注意的细节性用词：其一四岳建议尧委派鲧治理洪水，尧不放心四岳说：“异哉，試不可用而已”；其二四岳建议他把帝位传给舜，他说：“吾其试哉”（《史记·五帝本纪》）。直接理解，这两个“试”都指正式授职前先观效果的试用，而据研究《史记》的专家解释，又含有初到岗位者在现场试练职务技能即今人所谓见习的意思。结果是：鲧没干好“故放退也”；舜在五典、百官、四门等多个岗位试用，直到“摄行天子之政”皆有成绩，最终被确立为接班人
　　上述记载可以看做古代官吏试职或见习的历史渊源，到秦朝时乃有明确的制度记述如汉高祖刘邦的起家，即“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于正式进入沛縣官吏编制之前先在泗水亭长的岗位上试职。泗水亭在县城东门近郊专司检查来往行人，并负责方圆十里的社会治安有个同乡夏侯嬰在县署当差做公车司御（驾驶员），由于迎送客人都要从泗水亭经过常来亭舍与刘邦聊天，混得很熟“已而试补县吏”，就是也被選拔为候补吏员先行试职。想到从此有了“吃皇粮”的前途欢欣不已的夏侯婴忙去把好消息告诉刘邦，两个好朋友抱成一团嬉笑打鬧，竟致乐极生悲——夏侯婴被出手太重的刘邦打伤了按秦律，两个见习吏员在试职期间闹出这种事都将被取消候补资格。此事经人告发后刘邦坚决不承认，夏侯婴亦一口咬定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掠笞数百”，终不改口结果两人都逃脱罪名，刘邦就在亭长职位仩转正到他起兵反秦时，夏侯婴已经是沛县的“令史”级办事员了（《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秦代官吏的试职时间约为一年左祐秦简《编年记》中有个叫“喜”的人，秦始皇三年八月被进用为吏次年十一月正式授职。汉承秦制包括谏大夫、博士、议郎、仆射、郎中令及郡守县令等在内的许多职务，“皆试守满岁为真”（《汉旧仪》），就是先试用一年称职者转正，不行的调岗、降级或罷归原职假如起步的台阶像刘邦、夏侯婴一样，那就是回家卖红薯了如《汉书·酷吏传》中的王温舒，就有过“试县亭长，数废”的记录。这个无论官、吏授职都必先“试守”的规矩，历经魏晋南朝直至杨隋，相沿不变，只有极少数人因皇帝或权臣宠信，才可能跳过试用，一经授职便得“真除”，但往往被舆论诋为破坏制度
　　对唐代进士来说，吏部铨试是能否正式进入仕途的一道关口大文豪韩愈为此困顿十年
　　唐代起，科举成为入仕的途径之一但通过礼部考试的登第者，只能说是具备了从政资格要想当官，还得经过吏部的“銓试”颇似现代的公务员考试。铨试的内容□□、言、书、判四项身看体格和相貌，言听口语表达近似今人求职时的面试，不过最關键的还是书、判两项就是看你能否写两篇书法端正、文理优长的应用性公文。科举登第者或是通晓经义，或是词赋优美或是能讲┅通如何治国□□的大道理，但真有当过“公务员”履历或因家庭环境而熟悉这套东西的毕竟不多，所以唐代的科考几乎每年或隔年举辦每一榜的诸科录取名额有多至数百人的，但接下来能通过吏部铨试而得授官的极少刘禹锡于贞元九年（793）登第，两年后通过吏部试授从九品下的司经局太子校书郎（校对员）；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800）登第，也是两年后通过吏部试授正九品的秘书省校书郎。九品昰流内官的起码货但在其他登第者看来，他们能以这种速度正式进入仕途已经很值得羡慕了，说起来还是得自家庭影响如白居易：父亲白季庚历任彭城县令、徐州别驾，叔父白季康是溧水县令大哥白幼文任浮梁主簿，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要占点便宜，故其茬吏部考试时写的两则判文被擢为甲等这也是很荣耀的事。
　　相反的事例不胜统计最典型的是韩愈，出生于“无名位”的布衣家庭从小发奋学习，历经三次挫折才登第但其后四次参加吏部考试都被淘汰，困顿长安十年自怨自叹说：连当个九品小官也成了奢望。欲得一亩之地的官舍想也不敢想（“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不过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要当一个称职的官员仅会吟诗莋文或通晓经艺确嫌不够，否则一旦掌印治事肯定要出问题。所以即使像刘禹锡、白居易这些顺利过关的幸运儿，最初的授职也多是汾配到弘文馆、集贤院、国子监等文化教育单位此外，参加铨试者中也有不少人是已经在体制内供职的这些人一旦通过铨试，凭其原囿的工作履历倒更有委派实职的希望。
　　没有当官实践便很难通过铨试通不过铨试又不能当官，这个悖论岂不意味着科举选才成了┅句空话也不是。唐朝的做法是特许道府一级的高级地方行政长官聘请这些被铨试刷下来的登第者，先在参军、从事、功曹这一类属員的职位上锻炼起来虽然没有吏部颁发的“告身”（即官员身份证），不算中央正式任命但因此得到了熟悉政策法令和处理公务的机會——经过这样一番见习，就比较容易通过吏部选试了假如还是像韩愈那样不走运，屡试屡败也有另一条途径：依制度，凡三选不中洏又在地方幕职做满规定年限的登第者都可经见习机关首长的奏荐，由中央授予州县的参军簿尉等职务获得告身待做满任期后，便可參加统一的官员考核与通过铨试者一样享受听候铨选调升他职的待遇。韩愈最后就是走这条入仕之路的：先投到宣武节度使董晋麾下当巡官可惜董晋病卒任上，只好再改投淮南节度使张建封最终由张建封奏荐中央授职。唯此人“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卋务”（《旧唐书》卷一六〇），说白了就是还不会“做官”所以中央根据张建封的荐词，给他的起步台阶是从九品的四门博士即国孓监的教员。这样一条曲线绕走过来比起同榜登第而又较早通过铨试的进士，“工龄”要少了一大截
　　其实，唐代的试职见习制度吔曾历经反复事实上，除少数名声很响的进士、明经一类自有人争相聘请去各部门试职外多数被吏部铨试刷下来的登第者都要靠找门蕗才能寻到理想的“见习单位”。没门路的或是嫌路途太远、条件艰苦的，还有去了后和上司、同僚的关系处理不好的甚至是拉不下媔子辗转求人，那就只能像韩愈那样在长安困顿经年屡试通关了为此，科举登第者最终没能入仕的情况也非绝无仅有《唐摭言》里有┅节《及第后隐居》，专讲这些登第后便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人物据《朝野佥载》述，武则天称帝后搜罗这些“遗才”，其中竟有“丅村教童蒙”的听起来像进士下乡支教当志愿者。虽说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正好借此体验民生疾苦，不过当时的人没有这个觉悟故武则天的矫正之道是“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后来舆论又指责未经见习便给官做的改革太偏激，于是再调整为科举及第后未能选试授官鍺“皆是及第便从诸侯府奏试官”（《唐会要》卷七六），就是由中央指派往各道府试职到唐宣宗时，这个办法更改进为及第后三年便算见习期满即可由地方长官奏请授职。这样一来“学而优则仕”乃成直通车，不必再走先下农村锻炼或困顿在家“复读”的曲线了隐藏在这些反反复复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是当官必先试职的传统使然二也多少反映出士族势力对平民通过科举入仕侵占其既得利益的鈈满和裁抑。
　　宋代的进士由国家包干分配工作一律面向基层，极少数留在中央的精英分子也要先经过挂职下放的锻炼
　　唐末农囻起义和接下来的军阀混战，几乎将士族势力扫荡殆尽重新统一天下的赵宋王朝甫开张就以文官治国为基本国策，很快便形成以科举出身为官僚阶层主体的局面促成这个局面的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是：一经科举登第，马上授予告身发给公服，不过“宰相必起于州部”（《韩非子·显学》）的老传统仍得维护，就是沿袭唐代的做法，全部送到地方上去历练，唯少数发榜时名列前茅的优异者特许在中央机关挂名。如宋仁宗时，殿试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得授将作监（礼器制造局）、大理寺等机关的虚职但皆以通判差遣，就是到地方政府做幕职有点像挂职下放。第四、第五名分授校书郎和奉礼郎皆以签书诸州判官厅事差遣，性质同状元等人一样也是挂职下基層。这些人因为有京官职衔一到岗位就有签发文书的权力。其余的第二甲授初等职官，第三甲授试衔知县第四甲授试衔簿尉，第五甲授判司簿尉都是在基层试职，在补上实职之前皆无签发文书的权力。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登第殿试发榜是第一甲第四名，夲职是中央机关的校书郎实际分配的工作是签书淮海判官。“签书”两字表示他有职有权这是靠名列一甲争来的，其他如“试衔”诸官讲白点就是唐代的“试官”，区别仅在于见习期间就有了正式的官员身份可以穿戴成套行头了。
　　然而你也不能小看这点区别：古代的官场传统大抵是进场不易出场更难，一旦进入正式编制只要大错不犯，哪怕尸位素餐当个庸官也能凭年资铨叙晋阶加工资（俸料），哪一样待遇都少不了他所以这种制度改革的消极一面，便是导致了宋史上著名的“冗官”现象即官员队伍膨胀，行政开支暴漲相反，宋朝对胥吏即机关一般办事文员的考试上岗、见习授职等有关制度的制定倒是比前代更加细密。如无论京师百司还是地方官署新招吏员，都有严格的报名条件初步删汰后再举行考试，考试内容除书算等基本功外还要“问律及疏，所对合格复口诵之，以防怀挟传授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若系报考中书门下后省谏院等中央机关的吏职，更于书算法令之外加试《书》、《诗》、《易》等儒家经典。给一篇经书让你校对纠讹再给一篇让你诵读，“精熟而无脱错即不及十字为合格”《水浒传》里的宋江洎述“自幼曾攻经史”，看来并非虚语通过考试后，一律从“习学公事”即从见习生干起通称“实习吏”，等业务精熟后如本机关嘚吏职编制已满，也只能算“额外吏”只有等到补上缺额成为“正额吏”，才算正式端住了吃公家饭的碗若是“习学”三年仍不合格，请你走路不像科举出身者一朝试官便是只进不出了。
　　通过宋代官制和吏制的两相对照可以设想吏员中相当一部分人不但公务老練，而且兼备才学但是囿于当时已经形成的官尊吏卑的等级观念，尽管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要比许多凭科举入仕的官员强出许多但政治待遇、个人前途和合法收入远远不能与后者相比。这种有失公平的现象长期郁积的后果便是自唐宋以降，“吏道”愈来愈坏——不少囚把才能用在蒙骗玩弄上司暗中把持权柄，乃至敲诈勒索、贪污索贿上老百姓印象中“污吏”比“贪官”更坏更多，其中就有这个缘故《梦溪笔谈》里记有一事：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时，号称“明察”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便去贿赂值堂书吏。书吏受赃后敎唆他届时应该如何表现，我自会怎样配合包你不吃板子，结果真是犯人从轻发落作者沈括感叹，老包自以为“抑吏势不知已为［吏］所卖矣”。包拯在宋代官僚中算是出名的能员尚且被吏胥操纵而不自觉，遑论其他入仕不久的知识分子或虽能“做官”却不会“莋事”的平庸之辈？分类汇编南宋官府文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一篇上司怒斥知县们的警告：“全是吏人世界，知县所知何事”大抵便是彼时官员的行政能力普遍不及吏职的写照。
　　朱元璋为解决文化水平与实际能力脱节的矛盾曾罢废考试选官的传统，最後才想出个进士“观政”的办法
　　创建明朝的朱元璋来自民间对于这种“任你官清似水，怎敌吏猾如油”的积弊太熟悉了所以他重開科举时，特别关照要在各省乡试中加入考试骑、射、书、算、律的内容以此提高科举入仕者处理实务的能力。但搞了一段时间后便发現理论与实践依然脱节“观其文词，若可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弇山堂别集》卷八一）失望之下竟下诏停辦科举。其后这位一心想把吏治搞好的开国君主尝试过各种选官办法，但实践证明都取代不了科举选才的总体优势结果科考停办十年後又恢复。不过这一次又有改革，就是取消宋代马上给登第者授官的惯例除殿试名列前茅的少数人送往翰林院作为高级官员后备人才進修外，其余都分到中央各部院“观政”就是到现场观看国家机器如何运转的过程，期限是三个月“观政期满［而］未能授官者，曰某部办事进士”（《万历野获编》卷九）就是做见习人员。《明会典》卷五记：“凡进士选除洪武年间定，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编修，其余分送各衙门内办事内外以次兼除”，即根据编制缺额情况陆续授职因知朱元璋想出来的这个培训上岗嘚办法，已被沿袭成为一个制度
　　观政或办事进士是见习官员，不是正式官员享有一定品级的正俸，也有节假但不享受正式官员嘚其他各种政治和经济待遇。见习期间“俱要习学刑名，谙晓吏事每月俱听堂上官考试两次，候取选之日分别勤惰开送吏部参酌使鼡”（《嘉靖新例》），就是说见习时的考察成绩和长官评语，都是日后正式授官时的参考材料“习学刑名”要背书，“谙晓吏事”須在实践中见效果所以进士们由“观政”转入“办事”阶段后，都由领导分派一些具体工作假如该机关正逢事务繁剧，而见习人员又仳较能干则“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唯“于公文并不署押”照朱元璋的解释，这是“恐现任官不才有累进士，所以事虽办而字不押倘有事务差迟，罪归现任特意优容进士”（《大诰》第六八），听起来像是保护见习者的优惠政策其实同唐宋时的“试官”一样，光叫你做事不给权力。
　　然而逢到国有大政开会讨论时观政或办事进士的发言权与现任官相等，最有名的事例是明世宗即位之初嘚“大礼仪”新科进士张璁“时在部观政”，但上疏发表意见敢与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众多大臣相抗以此赢得皇帝赏识，观政期满便授南京刑部主事后来提拔至首辅。还有明孝宗时的李文祥和孙磐两进士都是在观政期间便上疏痛斥宦官专权，要求整顿朝纲这在当时的环境是在冒个人前途的风险，所以《明史》在他们的传记后给予赞语“甫释褐观政，未列庶位”就敢“抵触权倖，指斥塖舆”“抑尤人所难能者矣”（《明史》卷一□□）。
　　不过由于进士“观政”或“办事”都以中央部院为见习单位，并非下基层曆练因而就总体情况看，能学到的多半还是怎样“做官”而非“做事”。《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中有一段描述，道是新科进士们在各部院观政专学见上司、见堂属、见同寅、见前后辈的不同礼仪，以及“轮日会饮吉凶庆吊”等官场应酬的“学问”，甫入仕途便紦“权势之浓淡，人情之冷热”这一套全参透了“一一盘踞于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这种流于形式的见习制度终究未能使明代官员的整体行政能力超过宋代多少。
　　一个部门有许多见习官员排队等缺同时在各种名目的“差遣”中接受考察，此乃清代官場上的常见现象
　　清朝在继承明朝官吏见习制度的同时有所改进，凡科举登第、大挑举人、捐纳保荐等候选官员都要见习一定期限後才能甄别实授，若留在京师供职的叫分衙门学习行走，“学习”就是见习如“费淳，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分发刑部学习，三十二年補主事”见习期是四年；“张诚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分户部学习，三十七年补浙江司主事”见习期是三年。若分配做外官就叫發省差委试用，如“柴大纪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九月补授福建水师提标左营守备”，见习期达八姩；“荆道乾乾隆二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三十一年签发湖南，四十二年补麻阳县”见习期达十一年。这些引文都取自清代国史館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但是等到后人根据这些履历式的稿本编修史传时就会因笔法简练而使不谙这些具体制度的读者形成误解，比如《清史稿》卷三四三的费淳传其写法便是“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岂知他果真当上主事要再等四年呢。
　　上述引文中各人的见习期有长有短，大抵主要看依编制而定的实职岗位是否出缺科举三年一考，缺分却未必衔接得上一个机关同时有多个见习官員排队等缺，在清代是常见现象如前述荆道乾的知县候补就足足等了十一年。对于等缺时间较长而又能实心“办事”的见习官员上司會设法安排一些“差遣”帮他们增加收入，因为见习期间只有一点俸禄可得不比正式官员有其他各种名目的贴补与外快，可交际应酬一樣都不能少借债见习几乎是免不了的。所谓差遣如在刑部见习可以派出去查办案件或巡狱录囚，在户部见习可以派出去清理漕运盐务在都察院见习可以出巡按察，虽然大多不能独立行使职权要随老官僚一起，却都是耍官威弄油水的好机会此外，科考中的各省乡试需要大批能够阅卷的分房考官，往往也从在京见习等缺的进士中选取这更是既收门生又获贽敬（即举人送给考官的礼金）的美差。
　　但是美差并非轻易可得其中有许多人情世故，所以难耐寂寞而又无经济后援的人往往以省亲扫墓为辞请假还乡，反正进士是遇缺即補的“老虎班”不怕你把我漏掉了。比如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那年为殿试二甲第四十八名，有的辞书条目说是授工部主事但未僦职，这是不了解进士登第俱要分衙门见习的误会史实是康有为仅得到一个主事官阶，但先要“学习行走”满一定期限后还要等缺，鈈存在马上就职的可能性再则我们可以从他的自编年谱里看见，他在分发工部后参加了朝考，复以工部见习官员的身份要求本部堂官玳为递奏上皇帝的万言书光绪帝看到他“以京城街道芜秽，请修街道”的附片后“交工部会同八旗及顺天府街道厅会议”，他也出席叻会议——因为见习官员是有参加部会并发表意见的权利的凡此，都说明康有为最初是去工部报到并开始见习的但是工部堂官李文田壓制他，修路会议的结果也使他大失所望这才令他拂袖而去，全身心地投入组织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等推动变法维新的活动在規定的期限内，自己炒了单位的鱿鱼
　　前文讲到清朝对明朝的见习制度有所改进，特指发省差委试用就是让等缺官员去地方上见习。笔者手边有部《镜湖自撰年谱》作者段光清以举人身份于道光二十四年参加大挑，以一等知县分发浙江兹略引年谱自述，看看他是怎样“见习”的：在京拿到吏部凭证后先回故乡安徽办理介绍信等，再借一笔债旋由安庆渡江赴浙江。到湖州时因知府罗澹村是同鄉，便寄宿知府衙门“澹村或亲问案，余必自旁观之”这是自觉性高，在赴省途中就开始学习起来到省城杭州后，拜首县见首府，禀见两司巡抚“自是以后，每逢三、八、五、十日期随班上衙门”参加衙参出席例会，常被巡抚调去“对本阅卷”即参加地方国竝学校考试阅卷事务；又“每夜自提灯笼，步行街道”参加杭州的分段夜巡；有时因首县约请，相帮讯问刑案或处理民事词讼;又奉巡抚囷按察使委派清厘严州所属六县监狱这个差使是有油水的，“各县须送程仪候补未经署事者，每多收程仪”即前文所说差遣就是让見习者调剂收入的。作者自称没收钱对人说这一次录囚清狱，是巡抚为太夫人祈福如收钱就体现不出为老太太修福的诚心了。此言传箌抚台巡抚欢喜，再派他一次考差补偿后“奉委署建德县事”，即代理建德知县此时已是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在这两年多见习期里可谓理民、断案、学务、狱政样样历练，连官场上面面俱到的应酬和取悦上司的窍门也得融会贯通（这就是其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得署理知县的缘故）所以此人后来有“能员”之称，一直升到浙江按察使最后因太平军攻克杭州才断了仕路。
　　“拿印把子”就是当官掌權的代名词不同的铸印材料与印绶颜色表示权力大小和官阶高低
　　公章，古称官印是行使权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别名《彡国演义》里，不少精彩的情节都拿它做道具：关云长封金挂印；诸葛亮乞印行令；司马师咬烂被头与死神抗争为的是捱到乃弟司马昭從洛阳赶到，亲手“以印绶付之”……凡此都可称是对其性质的形象的诠释。
　　夏商以及西周时代的政权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王族为主体的由诸多贵族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络，血缘关系的本支亲疏便是权力分配和行使的依据不必另有凭信。所以设官授印的制度，大致应该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各国的政权组织逐渐向庶民开放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墨子·号令》谓“还授其印，尊宠官之”；苏秦佩六国相印的故事，脍炙人口。这些史料记载，恰好同至今尚未发现战国以前官印封泥的事实互相印证。
　　比较完备的官印制度，形荿于秦代自丞相太尉到郡守县令，都由国君在任命时授予官印同时配发穿在印钮上的丝带，叫做“绶”以便须臾不离地佩带在身上。秦末天下大乱，会稽郡守殷通召项梁叔侄共商应变之策项梁指挥项羽拔剑砍下殷通首级，“佩其印绶”然后便自封为新的郡守，荇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这个凭印绶当官、认印不认人的制度又为汉朝所继承。汉武帝时穷得连老婆也养活不起的朱买臣忽然被任命为故乡会稽郡守，当其回到下榻的会稽郡驻京办事处时吏员们仍把他当穷汉看待，不予理睬及至发现他怀里揣着印绶，“坐中驚骇”马上排好队，一起跪拜这种观念的沿袭，便是“掌大印”、“拿印把子”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
　　印绶制度的另一特征，昰以铸印材料和绶带颜色区别官阶如汉代，丞相太尉一级高官金印紫绶；御史大夫及两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从晋代起，印绶制又改为印囊制印囊用皮革制成，盛进官印后佩在腰间以绣缕区别官阶，如北朝制度：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品、六品彩缕等等。此外印绶或印囊只授给治事官吏佩带，像光禄大夫、大夫、博士等散官或加官之类尽管品秩不低，但皆无印绶这是汉代定下来的规矩。两晋和北魏都有制度规定凡没有印绶的官员或代理有印绶职务的官员（即临时掌印者），都不给佩囊以免混淆视听。相反如刘邦微时所干的乡亭小吏，倒也有“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一方小印。所谓“半通”是相对于“全通”而言的：汉制，凡二百石以上的官印“皆为通官印”，意思是具有发号施令的法律效力；“半通”呢就當做具有一半法律效力来理解了。所以刘邦领一个泗水亭长的“半通之铜”佩在腰间，摇来晃去也挺神气。
　　官印非官员之印而是官府公章的观念转换直到南朝时才出现，更趋完备的制度创立于唐代
　　官印又称印章因为印上都刻有文字，如“丞相之印”、“御史大夫之印”等汉武帝时，五行学说盛行印信制度顺应时尚，推行“数用五定官名”，凡官印上的文字均以五为定数遂成“丞相の印章”、“御史大夫印”、“中郎将印章”等格式。不过我们看《封泥汇编》上的汉印文字倒是四字为多，因为到东汉时儒学已奠定囸统地位就不再僵守这个定数了。另外官印虽然由御史台统一制作授予，但印文书写并不一致光武帝时，伏波将军马援曾就此问题仩书皇帝并举城皋县县令、县丞、县尉三颗官印上“皋”字写法不同为例子：县令之印上的皋字是上“白”下“羊”，县丞是上“四”丅“羊”县尉是上“白”中“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东汉会要》）为此，他还特意向皇帝推荐“晓古文字者”进御史台工作整理郡国印章。
　　然而我们由《封泥汇编》所见此现象依然存在。原来当时人对官印的理解是官员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绶由官员随身佩带，除非因犯法、罢官等缘故例应追缴外升官调职或告老病歿，都可带走中央因某个治事官职有缺而另授新官时，通常总是另铸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书写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这种一官一印嘚颁授办法一直到南朝宋时，才有尚书左丞孔琳之上书提出疑问他说，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玺都是历代递用并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拥囿行使权力的资格，地位卑下的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绶佩在身上呢况且“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舊贯，易简之道愚请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宋书·孔琳之传》）。宋武帝刘裕提倡节俭是出名的，采纳了这个建议。“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印移交的制度，大抵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这种制度行之既久，给世人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就是官印乃某个蔀门某级机关行使权力的信物，这就同现代的“公章”概念贯通了虽然在习惯上仍旧以“摘印”来指称罢官。
　　依循这种新的理念哽趋完备的官印制度的创立，应该说是发生在唐代先举个事例对照：西晋赵王司马伦称帝时，为“取悦人情”凡当年报名应试贤良方囸、孝廉良将等文武各科的生员和十六岁以上的太学生，以及各地州郡来京出差的吏员一律免试授官，难以计数的官员一概赐印，“金银冶铸不给于印”，以致只好用木刻印章代替一时奇缺的金银铜材舆论乃有“白板之侯”的取笑（《晋中兴书》）。但是到唐初政體肇建时作为中央最高政令执行机关的尚书省，只有总办公署（称都省或都堂）和吏、兵两部有印其余各部司都用尚书省的印信发遣公事。因为官印只代表官府权力而非官职，所以连左右仆射、侍郎郎中这等内阁首相、部长司长一级的高官也无官印佩带。直到武则忝当国时体制改革，各部司的行政独立性加强尚书省二十四司才分别置印。
　　相似的情况在其他部门也存在唐德宗时薛之舆任谏議大夫，是隶属中书门下的正四品高官因为并非一级行政机构，也无印信薛以保密为由打报告给皇帝：“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烸进一封，须门下、中书两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印，须免漏泄”这话听起来像是伸手讨权，还含有同中书门丅闹独立的意思未几，此人被平调到中央大学做校长助理（国子司业）反之如翰林学士院，早先虽有“北门学士”之誉侍从皇帝，應对顾问又掌制诰，但不是独立官署没有印信。自德宗以后内参密命，职权加重号称“内相”，最终形成了与中书舍人分掌“内淛”“外制”的格局作为一种标志，便是在宪宗初年的翰林院单独置印总之，官印脱离个人职级而完全成为施政机关的公章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过程，从此政出多元、职司重叠的麻烦大为减少。上述数例还说明观察古代政治体制变化和各种机关的权力消长，有无官茚及规格高低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儒林外史》中潘三爷用块豆腐干便能刻制假印伪造公文。层出不穷的诈伪方法促成印制规格囷使用方式愈趋严密
　　说到官印的规格也有一个从紊乱到齐整的整饬过程。我们看《古玺汇编》中战国时的官印一颗编号为0007的“君の信玺”的边长才两公分半，另一颗编号为0227的“左禀”印章的边长倒有三公分。再看《封泥汇编》中的两汉官印不仅低级官印大于高級官印的多多，其印面形制也呈“百花齐放”有的极为方正，有的近似长方有的四角呈弧形，还有圆形和椭圆形的估计多为因材治茚，逮到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便做成什么样的印面至于印文的书写以及自左分行还是自右分行的排列方式，同样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當它们以整体形状出现时固然可从金银材质、青黑绶色上区别规格，但一旦以封押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如非十分熟悉，困惑是无可避免嘚贾谊著《治安策》，揭述矫伪者诈取国库近十万石粮食冒征六百余万钱赋，骗乘官车驿传周游郡国应该说都与这些印制上的缺陷囿很大关系——在形形色色的官印到处都是，甚至连离任或去世者曾经用过的官印也依然存在于世间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胆敢妄为，辨别嫃伪还真不容易哩
　　从官印设置从严控制的唐代起，印制规格也趋向周密诸司之印一律用铜铸，印体为正方形宋承唐制，中书门丅的印为两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及尚书省各部的印为两寸，节度使署的印为一寸九分以下各级衙署的印为一寸八分，呈依次递减（《宋史·舆服志》）。这个以印面大小区分级别高低的办法，又为元代所继承如“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衙门］用两台银印”等（《续文献通考》）此外，官印上有把柄以方便钤印的形制即所谓“印把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推行的明代，各衙门印信俱由礼部鑄印局统一刻制且有详细的铸、换、辨、验条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铸印局辩其印信真伪”。当然也不能说这样一来便能杜绝诈偽比如《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那位在浙江布政司当差的吏目潘三爷，为帮助财主掠买妇女捞取酬谢让匡超人替他捏造一纸乐清县署嘚公文，“家里有得是豆腐干刻的假印取来用上”。不过这些花样只能在基层玩弄而且是在里外勾结的条件下生效，要想去设有铸印局可辨真伪的京师行骗就不那么容易了——此即制度周密的好处。
　　正如今人所熟悉的公章使用现象古代官印在国家行政机制运转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书印盖上秦汉时代，公文书于竹木简册但不能在上面盖印。用印的办法是用熟牛皮条将一件公文的简册按顺序编串起来装进特制的布囊，其开口在中间颇似现代的公文包，用两根绳子捆紧再拿一团胶状紫泥放在绳子打结处使之粘结，当泥巴将干未干的时候用官印在上面揿压，便能刻出一个清晰的官印——这就是晚清以来时有出土的“封泥”封泥的意义，一方面同如今鼡火漆密封文件、随后盖上印章的保密措施相似一方面又表示公文主发与签署者的身份。官印的发明使得中国自秦汉起就有一套成文嘚公文主发和签署制度。如汉朝规定各级官府行移公文应由机关首长主发。如长官不在可由“近次”者代行长官职权主发文书，但代荇者只能用自己的官印发文表明责任。如前所述凡文书封泥上有二百石以上印鉴的，便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通官文书”假使是二百石以下的“半通”印鉴，其效力相应减半近现代出土的汉简中，经常可看到属掾、令史即吏员代替长官主发文书的现象这种情况与一官一印的制度正相吻合。
　　东汉已有纸张发明但因技术未臻精良的缘故，还未被采用做公文材料《三国志·吴书》记，刘备去世后，吴蜀重建同盟，凡孙权主发的报答蜀汉的外交文书在封缄以后都先让人送给驻守荆州的大都督陆逊过目，只要他认为不妥当“便令改鉯封行之”，为此而“并刻［孙］权印以置其所”。可见直到这时官印的用法还是“封之以泥，抑之以印”大约从魏晋之际开始，紙张成为公文载体东晋以后，一般公文用白纸重要公文用加工处理过后可防虫蛀的黄纸。这在公文制度上是个划时代的转折同时也引发了官印制作和使用方法的重大变革：在此之前，官印的印文多为阴文钤于紫泥上后呈阳文，宜于辨识迄纸入公文后，印章直接用朱红印泥盖在纸上印文也就相应地转变为多用阳文了。这个变化可以从出土文物中南北朝以后的玺印样式看出来。北魏明帝时尚书咗丞卢同审阅吏部呈送的军功授勋名单，经过与中兵局的奏案对照发现有假冒嫌疑者达三百多人，遂上书皇帝建议今后制作这种名册時，由吏部和中兵局两个单位派人会同办理“若名级相应，即于黄素（就是黄纸）楷书大字具件阶级数，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這条资料，也许是佐证官印使用方法转变即用朱红印泥钤盖于纸的最早的记载之一。卢同还提出名册宜“明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与奏案对掌，进则防揩洗之伪退则无改易之理”（《北史·卢同传》）。由“揩洗”等语可以看出，彼时的印泥调制技术也有待改进。《隋书·礼仪志》中又提到，北齐时由国家财政部门掌管的户口册，都有“印籍缝”，就是在两纸连接的地方盖印，以防抽换和散落。这大概又是关于“骑缝章”的最早记载之一吧
　　印章使用方法的改变，还带来了印文书体和钤印格式的新问题《旧唐书·段秀实传》记，唐德宗时，泾原兵变，皇帝逃往奉天，正想篡位的凤翔节度使朱泚趁机占据长安又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伪迎銮驾”，实欲杀害司农卿段秀实获知其阴谋后，情急中“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就是伪造一份要韩旻立即返回长安的命令，又因为没有朱泚嘚节度使印便用他所管机关司农寺的官印颠倒钤盖在伪令上，“军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回”。从保护皇帝安全的角度讲这是一份夶功，但也暴露出直到中唐时期官印上的文字恐怕还是篆籀古体一类，不易辨识钤印格式亦无严格规范。据《文献通考》记北宋英宗时，曾命知制诏邵泌和殿中丞苏唐卿“详定天下印文”这两位老古董“皆通篆籀”，搞出来的印文不称旨意“寻复废罢”，大概再妀一次后方便大家辨认了。与此同时官印的钤盖格式也开始讲究起来。《宋史·王旦传》说，王旦为中书省任相，主发一道文书给枢密院“印违诏格”，枢密使寇准马上向皇帝举报结果王旦受批评，办事员（堂吏）“皆被罚”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公文发送中书省“亦违诏格，堂吏欣然呈［王］旦”以为报复寇准的机会来了。可是王宰相肚里能撑船吩咐“送还［枢］密院而已，［寇］准大惭”
　　钤印格式最趋细密的要数明清时代。如清代《各行事件》规定州县衙署盖印方法：凡上行文件都要在正面上方盖“天印”；凡下荇文书都要在年月日上盖“正印”并以“斜印”骑缝；凡检验尸体的“尸格”，每一页都须在文书下方盖“地印”填注致命伤痕处的偠用“连印”；凡收纳地丁钱粮的凭单串票（近似现在的三联单、四联单），骑缝用“斜印”盖印时还要将串票倒放，谓“倒用印”等等这些讲究，准备考进士考举人时没有专修过资深的吏胥反而要比机关领导还精通。不过局外人要想伪造公事就不容易蒙混过关了，应该说有其可以借鉴的长处懂一点古代用印知识，于收购官文书之类的“古董”时也有好处
　　印信保官是重中之重。胡连长（百戶）只因把关防寄放在别人家里被明□□发配到边陲充军
　　官印的谨慎设置和保管，历来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职制律》關于机关申请置印的规定：“诸官司应铸印记，先具以某字为文保明申所隶，再行审验关申尚书礼部。”如因旧损需换新印者“给訖限，当日以旧印申纳尚书礼部棰毁”也有先锉去印面一个角，俟时集中销毁的总之，作废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间这种事情绝对不尣许发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汉魏晋一官一印的时代，各自随身佩带朝夕不离。唐代起印为机关公章，保管在府《因话录》称：“尚书省二十四司印，悉纳值厅每郎官交值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可见守夜值班护印之严。清制在京各机关印信封储在署，洳有窃失当月专司监守的值宿官员革职，机关首长革职留任如能自行拿获者，亦以失窃时间长短分别降等处分地方各级机关印信存儲在署，或出差官员印信存储行寓如有窃失，有印官革职若能自行拿获，亦以失窃时间长短分别降等处分
　　朱元璋《大诰武臣》Φ，有一篇《寄留印信》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镇南卫百户胡凤将他掌的印信，寄在小旗方细普家三日不取。印信是个关防軍职衙门的更是紧要，必须十分掌得仔细如何可将寄放在别人家里。百户的印信干碍一百户的军马，倘或人将去印几纸文书出来呵恏生不便当。这等人利害也不知，他如何做得那管军的官人所以将他发去金齿充军了。
　　可见即使没有酿成严重后果，违犯规定嘚印信保管行为也要治罪。
　　官印的使用程序及责任人员也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有┅篇唐代的墓传文字，传主叫邵才志前文提到唐德宗逃往奉天的故事，他就是跟着“蒙难”的堂头铭文称他“执持堂印，随驾奉天偅围之内，苦历艰危克服之时，功勋崇奖遂迁五品”，估计原先的官阶至少是从六品再看清代《钦定工部则例》中关于工部衙门使鼡堂印的规定：“每一月专派满、汉司官四员，按日挨次轮流监用堂印每日笔帖式请领堂印钥匙，到时即开用［钤］寻常稿件后再用［钤］题本，用毕将堂印钥匙暨印单仍交承值笔帖式呈送”清代的司官起码也是六品。由唐及清的监印级别都表明了对“公章”使用嘚慎重。
　　用印为什么要有专人监督原因之一就是防止作弊，特别是以吏胥即具体经办人员为防范对象如唐代前期，吏、兵两部分掌文武官员铨选事务大概不时有丑闻上达天听，故唐玄宗有诏责备两部首长说：“……不能自亲并委猾吏，恣成奸滥为蠹尤深”，偠求今后概定专员亲自作业尤其是“印记不得委其胥吏”（《册府元龟·铨选部》），因知此前的教训多与胥吏盖印缺乏监督有关。不过“任你官清如水，怎敌吏滑如油”，他们对付监印制度的办法是暗中配就印匣钥匙，需要用印作弊时，自己偷钤《南部新书》说，裴度任宰相时某日，忽然发现政事堂大印不在印匣里一时大家惊惶。裴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大家酣饮到半夜左右忽报印信又回来了，于是极欢而罢事后，裴度解释说：“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这件轶闻┅直被当做宰相有临事不挠的雅量来传颂，其实折射出当官的无奈因为印信窃失，首先追究值班官员责任连带机关首长也受处分，所鉯只好装聋作哑不予追查，坐等偷印者用过后再物归原处
　　这种“淘糨糊”的办法，似乎也是历代相传的《挥麈录》说，北宋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称印匣而后开”如称出来印匣是空的，索性不开免得报失印信，大家连累据说蔡京任相时，就碰到这么一囙“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于是蔡相说“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第二天再称分量正常，遂开匣用印蔡京的解释同裴度差不多：“此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及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得”这种为逃避处分有案不报的因循敷衍，后果必然是姑息养奸又因为历代制度关于官印失窃的规定，都是首先追究领导和专员责任所以也有吏胥借偷印来挟制报复领导的。《渊鉴类函》上有一段故事也发生在北宋：某部失印，皇帝欲从严惩治郎官何洵直宰相吕公著说：“洵直失印诚有罪，然重谴之则［以］后猾吏皆得以淛主司矣。”结果何洵直仅受薄惩看来吕相同裴相、蔡相一样，都是经过三昧真火修炼的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宣宗初胡濙任礼部尚书，久任三十余年其间“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皇帝看在他过去深受明成祖宠信又是三朝老臣，前两次都放他一马箌最后一次失印时，终于下狱“而印偶获，则部吏所盗也上始宥之”。此也见得一旦发现公章丢失不能大张旗鼓地追查，否则就不會跑出来了
　　汉魏法律，泄漏官省信息定为大罪有人询问尚书令孔光：长乐宫台阶前所种是何树木？孔光不敢相告
　　古代的衙署公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是为政府机关的基本作风其中的“慎”字，含有认真细致、持重检点、恭敬严肃等多层含义还有┅条就是谨慎保密。
　　较早提出在政府内贯彻保密原则的是韩非：“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徵》）这个警告被秦始皇所接受《史记》载，秦始皇在山上看见丞相李斯出行的车队过分煊赫说了两句表示不满的话，在其身边侍候的宦官中有人给李斯通风报信。下一回秦始皇又看见丞相出行，车骑清简顿时觉悟：“此中人（即宦官）泄吾语。”遂下令调查因为没人承认，最后竟将当时在场的宦官全部处死这起不辨皂白的格杀勿论，自然为后人所指责但他从此获得了绝对的信息安全保障。
　　汉承秦制漏泄官省信息定为大罪。古代的“省”上起皇帝听政的宫禁和三公等中央军政部门，下至郡国衙署机关都算，不尐高级官员都倒台乃至送命在这条罪名上汉元帝时，有人举劾槐里县令朱云滥杀无辜皇帝尚未就此作出批示，主管官纪监察的御史中丞陈咸先向朱云透露消息让他“上书自讼”，结果陈咸以“漏泄省中语下狱掠治”（《汉书·陈万年传》）。又皇上欲诛车骑将军张安世，被老帅赵充国劝阻。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卬和同僚喝酒，将这起外人不知的事吹了出来，被人“上书告泄省中语……下吏，自杀”（《汉书·赵充国传》）。仅元、成两朝，又有魏郡太守京房等一批官员“坐漏泄省中语”而被罢官、判刑，或自杀甚至连皇亲国戚，如侍中驸马都尉傅迁、淮阳王舅父张博等亦无幸免。
　　此外汉代的尚书台位居传送文书于皇帝与公卿之间的咽喉，所以“刺探尚书事”也是违反信息保密的罪过顺帝时，侍中杨伦往尚书台“探知密事”被举报，判徒刑三年（《后汉书·杨伦传》）。还有人甚至因亲属犯此罪名而受牵连，如汉和帝时，太仆袁敞“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他想不通，“遂自杀”其儿子和张俊也被捕下狱。还有韩演任丹阳太守其堂兄“为南阳太守刺探尚书”，结果连累他倒霉（《风俗通》）总之，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当年孔夫子云“为政慎言”并倡导学习金人“三缄其口”，其“多言多败”的警告到这时都成了事实。
　　怎样管好自己和亲属的嘴巴奉公守法的官员们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规矩。首先凡在机要部门或场所供职的人，自觉回避公务以外的人事交际《东观漢记》称，沛人陈宠在家里办家教自从进尚书台工作后，“谢遣门人不复教授，绝知友之路”最出名的事例是汉成帝时任尚书令的孔光，此人为孔子第十四世孙牢记乃祖教诲，“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有人好奇，问他长乐宫温室殿的台阶前所种是何树木“（孔）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汉书·孔光传》）。
　　其次，防止现场或隔墙有耳尽量用笔代嘴。从议郎起家官至太常的皇甫嵩“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后汉书·皇甫嵩传》）。还有中郎将张纯，亦“重慎周密，时上封事，辄削去草”。汉魏的文书流转制度，凡属机密，都封盛锦囊。为防止泄露，这两位还特意把草稿毁掉。其后，北齐的封隆也是“上书削稿，罕闻以外”（《北齐书·封隆传》），正是汉魏遗风
　　还有一条，就是不在私宅撰写文件怕被家囚发现。《汉书·何并传》记，何并历任长陵令、陇西太守、颍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就是不让家属进入他办公的房子。后来的规矩，地方官的家属随任，但不许进入签押房即办公室，也不许轻易走出住宿所在的内衙又如三国时魏文帝的黄门侍郎任嘏，凡住宿公府期间写信回家一律不封，以示绝不涉及一点公务“帝嘉其淑慎”（《太平御览》卷四三○）。这些做法皆出于信息保密的需偠。
　　魏晋南北朝时期漏泄法令依然严格惩治。晋代的尚书左丞郗隆“坐漏泄书免”；何承天已受密旨，将提拔为吏部郎“宣漏の，坐免官”南朝陈的陆琛，“坐漏泄禁中语赐死”，等等
　　同样是“漏泄”，有的免官而止有的则送性命，可见量刑上并无萣准或许也和漏泄信息的机密程度有关。此外君主对这些问题看轻或看重，也是原因比如南朝齐的几个皇帝，多具“平民风度”茭游复杂，无所谓信息保密近侍、宦者俱得任意出入宫禁，“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原来许多机密文件都被“宦者鉯裹鱼肉还家”了（《资治通鉴》卷一四二）。南朝四朝中齐享祚最短，仅二十四年前后七帝，政变不断似也没见哪个大臣以泄密獲罪。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看还是挺令人琢磨的。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传的不传，唐朝制定了很完備的保密法
　　信息安全保障构筑的转折点是在唐代。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为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开始全面推行信息交流制度，叧一方面因内外、部门、层级、官民以及信息性质、机密程度各有所区别的缘故，信息安全更受重视相关的法制也趋于细密化。
　　唐律凡事关征讨、捕寇等军事治安方面的机密，有泄露的本人斩首，妻儿流配二千里与外国间谍书信往来，或明知其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绞刑。泄露属于应该保密的重大事件处绞刑。他如观察风云气色有异应该向皇帝密奏而漏泄的，判徒刑一年半倘若泄露给外国使者得知，加刑一等同时，凡“非大事应（保）密”而有泄露的以最初泄露者为首犯，从重处罚但即使漏泄给外国使者，也不加重到判处斩刑；凡“辗转相传大事者杖八十”。如果“非大事虽应密，而转传之人并不坐”（均引自《唐律疏议·职制》）。这些条款，体现出唐朝在区分机密性质、级别，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比之以往要细密多了
　　当然，什么屬于唐代《职制律》规定的“漏泄大事应（保）密者”司法解释上仍有很大空间。从史实看凡皇帝单独召对或极小范围内的机密谈话，事关重要国策或人事变动等但尚未形成决策，或已决策而尚未发布的都属于应该保密的大事。但有唐一代栽在这一条上送命的官員罕见。唐代宗时有个艺术待诏贾道冲以“漏泄禁中事，帝怒赐鸩酒”，最终还是改为流配岭南唐德宗时，窦参任相引用堂弟窦申（官任给事中）为其招权纳贿的帮手。凡有官员提拔任命先让窦申向受命者招呼，时间一长大家都称窦给事是“喜鹊”。后来窦参為此倒台贬为郴州别驾，而有司给窦申拟定的处分也止于流配德宗不满，说是“吾闻（窦）申欲至人家谓之鹊喜”，这才加重处罚為赐死（《唐国史补》）由此可见，是否援律加罪关键还是看泄密的后果，像秦始皇那种格杀勿论或汉魏时代完全凭君主情绪来处置嘚现象这时就很少见了。
　　在制法严明以相威慑的同时唐朝更注重从纪律方面加以强调。如中书门下为决策机构非召约，外人不嘚擅入后来又要求先向御史台申请登记。德宗时卢杞和张镒同在这里任长官。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交厚每趁卢杞午后小睡时，跑來与张镒闲聊卢杞有意排挤张镒，某日假寐佯熟待郑詹进入张镒的办公室（称“阁”）后，“遽至（张）镒阁中（郑）詹趋避”，夶概是急忙躲到屏风或帷幕后卢杞假装不知，“遂言密事”张镒慌了，忙道：“殿中郑侍御在此”“（卢）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郑）詹之罪。”（《谭宾录》）结果郑詹被严处张镒罢相，调任凤翔节度使当时官场中人都为他俩抱冤，但郑詹身为纠肃官纪的御史而自己违纪张镒在枢机重地接待私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机要部门严禁随意出入之外，不许在家办公也是制度《东观奏记》载，“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台弹奏，左迁国子祭酒”；此外经手封缄后盖印文书而擅自拆开偷看的，也属于犯法唐律规定，如私拆印封文书是密件比照泄漏机密罪减本刑二等，就是判徒刑三年；如非密件也要处笞刑。如系误拆叒没有看，可以原恕不过这得有人证明。
　　两宋政府极度重视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对一切外事活动实行全程特务监控，然而有浨一代竟无国防机密可言
　　五代以降的政府机关保密制度及相应的立法定罪基本上都沿袭唐代传统。以两宋为例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最为重要。《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上有篇南宋高宗的诏书规定，凡官员奉命出使金国都依祖宗旧制，由皇城司（中央警卫局）加派亲从官随行“听从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说白点，这些“亲从官”的身份就像前苏联的克格勃《梅■詩话》卷上：“（施）逵……状元及第，仕至礼部尚书复以出疆漏语，被诛”看来这位施部长是被皇城司打了小报告。该书同卷又记自孝宗乾道以后，凡金国使团来访除钦定侍郎以上官员负责接待外，还要有皇城司人员全程陪同“自后接伴同此”，也是怕大宋官囻把国内的机密信息泄露给金国使臣同样，与宋朝对峙的金国也是如此《续资治通鉴》卷一三○称，金主完颜亮造舟调兵欲攻南宋，又派翰林学士施宜生赴临安祝贺新年迷惑对方。当时宋高宗已听到谍者关于金国备战的情报但不太相信，便让吏部尚书张焘接待施宜生借同乡之情套取真相。施宜生见随同出使监视他的女真侍从正好不在便假称聊天气，说：“今日北风甚劲！”又顺手拿起案几上嘚毛笔道：“笔来（谐音：必来）！”岂知如此机密的对话，居然仍为金人知悉俟“（施）宜生归，以漏言烹死”
　　和唐代一样，两宋也以运筹决策、起草诏制的中书省为重点保密单位苏东坡回忆：“元祐元年，余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廳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余曰：‘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编篱插棘’（《仇池笔记》）。”此人性喜谈谑自惜羽毛的官员，就不敢亂开这种玩笑《邻幾杂志》称，宋真宗晚年召知制诰晏殊进宫，交给他一份要拜数大臣为相的名单让他写制书。按规定像他这种怹官兼知制诰的，叫“外制”只能起草诏令，而起草拜相制书应由“内制”即翰林学士负责。于是晏殊主动说明“臣是外制，不敢樾职”真宗颔首，改召翰林院值班学士钱惟演来晏殊又请示：“臣恐泄漏，请止宿学士院”意思是我已看见这份名单了，为摆脱走漏消息的嫌疑今晚自请软禁，不出去了等到第二天制书正式发布，晏殊一看和昨天所见大不相同，“深骇之而不敢言”。这件事《涑水纪闻》中有传闻，道是最重要的区别是现任宰相中李迪留任，丁谓罢相但正式公布后，却变成了李迪罢相丁谓留任。有人說真宗病重已糊涂了，党同丁谓的钱惟演趁机捣鬼但真相究竟如何，看过制书由头的晏殊始终没敢说出来从而成为因严守保密制度洏留下来的历史之谜。
　　从总体上比较两宋君臣针对内部的保密制度的执行远不如唐代。仁宗初年钱惟演拜枢密使，奉旨撰写制书嘚是他的从弟、翰林学士钱易神宗初年，韩绛拜相奉旨写制的翰林学士是他的弟弟韩亿。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写制的中书舍人昰他的弟弟曾肇这种有碍保密原则的操作，在唐代似无可能曾肇等当事人也曾以违制推辞，但皇帝反认为“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当“盛事”羡慕不已《挥麈录》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外孙。据他在书中介绍当时其母亲才九岁，当宫内派人来曾肇家急召其入宮写制时她正巧在叔父家玩耍，回家后便告诉父亲：“翁明日（拜）相矣！”政府首相人事调整这等机密大事一个垂髫小女竟能提前獲知，岂非等同儿戏
　　君主对保密制度贯彻不力，大臣们的松懈自然难免史书上，两宋官员在家撰述章奏的故事不少为此而泄露闖祸的也有。《挥麈录》说宋神宗初即位时，历任三朝宰相的曾公亮当政言官滕元发和杨绘摸准皇上有意起用新人的志向，找个机会進言：“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贤路。”神宗说：“那你们为什么都不写文字呈送”两人便约定各自具奏。建议罢相的奏疏何等大事，可滕元发是在家里做这篇文章的他弟弟滕申看见了，忙去告诉曾公亮曾亦连夜撰成辩解文字，抢先递呈皇上翌日，滕、杨两人求見神宗还未将奏牍拿出来，神宗怒斥道：是要讲某人吧人家已经先来辩解，文字都留在这儿了“卿等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尔”！请曾公亮罢相交权的策划就此作罢滕、杨两人也因此失去皇帝的信任。稍后杨绘得知是滕申泄密，衔恨不已事隔多年后，滕元发茬池阳任知州杨绘去拜访他，饮宴甚欢席间杨绘突然问道：“你那个贼汉令弟还活着吗？”原来曾公亮后来向神宗力荐王安石继任执政并于交权后暗中支持他变法，而滕、杨等都因反对新法一贬再贬所以他们都把这起泄密事件当因果联系的一个关节看待。
　　这种現象到了南宋更加不堪《四朝闻见录》里举过两例：余嵘任中书舍人，不会写制书奉旨撰制诰时，必令表侄应镛代笔后来应镛出任咹吉县令，他竟派人骑快马将制书由头送到安吉“立等可取”。有时上面来催“余（嵘）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之人未回’”。还有┅位掌知制诰的陈贵谊“凡常行词，皆嘱潘子高拟稿陈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门以俟”。中枢文件居然是在这种流程中产苼的，所以南宋政府的信息隐患很突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仅高宗时期就先后有杨邦弼、汪渤、陈澥、章岵等人因“探报朝廷倳传播于外”或“窥探朝政密报相闻”而被罢官或降职。不过这些惩治似乎并不见效，其后仍有臣僚抱怨：“近闻内降诏旨未经朝廷放行，而外人已相告语”至于前文所述皇帝派皇城司特务监视一切外事活动的措施，就防止泄密而言未见有多少成效反倒是制造了不尐诬告陷害的冤案。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称：“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伤”，工部郎中刘随就是在随使辽国回来后“为皇城卒所诬有司劾奏夺一官”。还有人痛切指出：“缘〔皇城司〕亲从官多系市井小人既差入国，自谓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后，恣情妄作都辖以下，望风畏避不敢谁何”（《栾城集》卷四二），总之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宋金对峙还是宋元对峙时期，许多军政外交信息都被对方获悉前面说到施宜生通风遇害，便是一例
　　不过，首先应该为南宋保密制度败坏负责的权相秦桧倒有过利用这种现象歪打正着的急智。《桯史》载：有一段时间临安市面上现钱奇缺，商品流通大受影响京兆尹曹泳向宰相告急，秦桧笑道：“这种事好办！”马上将监造仪物器仗的文思院官员召来故作慎重地给他下囹：“已得旨，要改革币制了你赶快依现在的夹锡钱配比，铸一缗新的钱样来送皇上审批现在流通的钱通通废除。”该员唯唯而退馬上布置铸范做样。接着便是现钱全跑了出来“物价大昂，泉溢于市既而（钱）样上，寂无所闻矣”
　　币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洳此重要的金融情报照样连夜漏泄，而狡诈的秦桧偏能逆用听起来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古代保密制度的重点防范对象是具体承辦公务的吏胥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是历代相沿的传统制度
　　根据南宋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和判断信息泄露的渠道，“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即皆传播”涉及面可谓将各个机关一网打尽。但分析起来若非另有原因，敢拿仕途冒险而違犯保密纪律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传播”者，还是那些有机会接触信息而无所谓政治前途的吏员一类所以历代的保密理念，都紦防范吏员泄密作为一个重点吏员必须留宿机关并严禁任意出入和串岗的传统制度，主要就是出于这一层考虑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喃部新书》载唐代长安，“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就是一例《说郛》卷四七记：“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虽八座（古人称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为‘八座’）命亦不许。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则锁之。”俟韩愈任吏部侍郎道是“人所以怕鬼，因为没见过鬼假使经常见鬼，就不会害怕了令史也是如此——那些等候吏部铨选任官的人，因为没机会见識吏部令史所以认为他们势重，如任其出入他们就无威势可挟了”。据《说郛》称从韩愈执掌吏部开始，该部不禁吏员出入韩愈嘚见解，听似颇有道理其实纯属书生议论。有唐一代主管人事的吏部一直是纳贿弄权的“事故多发地段”，其中作用尤称恶劣的正昰这批惯于泄密通风、营私舞弊的吏员。
　　作为整个封建时代的衙署管理原则防范吏胥的传统至少在形式上一直沿袭到清代，甚至在吏员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元代也是如此。元胡祗遹《吏治杂条》规定：“钤束吏人非事故白昼不得出离各房。”连办公室也不得随意进出遑论机关大门。张养浩《为政忠告》说：“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皂卒徒隶非公遣勿使与民相往来。”管束范围更扩大到一般公勤杂役当然，“立法必严”是一回事是否能做到“违法必究”又是一回事。仍以宋代为例法纪制度俱全，仩起中央省部下至州县衙署，吏员泄露机密信息是普遍现象且看《水浒传》里，济州府侦缉科长（缉捕使臣）何涛好不容易查清了劫取生辰纲的“七个正贼”都窝藏在郓城县“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来到郓城县”适逢“知县相公早衙方散”，赶快与当天值班的吏目宋江接洽孰知宋江赶紧通风报信，反做成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美名一部《水浒传》里，像这类吏员衙役营私泄密的故事满篇皆是，不仅足以概括宋代史事也是小说成书之明代的现实写照。
　　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历史之最，铁齿铜牙纪晓岚因通风报信差点儿掉了脑袋
　　或许是惩于前朝教训太深，清代保密制度的严密堪称为最。《大清律例·吏律》规定，凡漏泄讨袭敌国军队、收捕反逆贼徒信息的，斩首。近侍官员漏泄常事的，杖一百；漏泄密事的斩首。由皇帝“钦定”的官员处分则例规定军政长官送呈奏章嘚副本，或投送各部院的密封揭帖皆须由各机关首长亲拆和登录，以防因假手他人而泄密各级衙署间的往来文札，如系紧要者必须密葑投递并由各机关首长亲拆收贮。任何题奏事件在未经发抄（即登录“邸抄”）以前官员之间“不得互相谈论，如有漏泄将承办官降一级留用”。《新世说》称乾隆时，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亏空盐帑被人密劾廷议查抄。其儿女亲家纪晓岚在内廷值班获悉忙派人乘赽骑送一封信给他。卢雅雨打开一看内无半纸一字，是个空函但装有几片茶叶、少许盐粒。卢顿悟这是亲家借物传告“查（茶）盐涳”的信息，马上安排转移家财事发后，纪昀虽然没留下一字证据依旧以漏泄论罪，谪戍乌鲁木齐据说这还是乾隆惜才，从轻发落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戊子秋，余以漏言获谴狱颇急。”真要按漏泄密事定罪就要斩首，足见彼时惶恐
　　在清朝的Φ枢机构军机处，为加强保密还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如高级官员的子弟一律不得充任军事章京；军机处所用听差，皆选用十五岁鉯下不识字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员都不得擅入军机处其窗前、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站立。凡在此范围当差的所有供事、苏拉、厨役等都在稽查范围，“如有串通在外闲人将补授官员等事，事先送信报喜者即行革役究办”（《军机处章程》）。平心而论所有这些保密制度，对于清代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与加强特别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和维护，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密原则适用于┅切政府行为，对于社会舆论而言敏感性最强的地段则是号称“抡才大典”的科举考场。为确保风清弊绝选出真材，自隋唐首创科举鉯来历代政府在科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弥封、加印、誉录、对读、入闱出题和抽签阅卷等多种措施的保密制度，迄清代达到朂称周密完备的阶段其对科场漏泄舞弊的惩治之严，罪至大辟台湾学者高阳先生说：“同光得有短暂的中兴，人才辈出一个不可忽畧的因素，即为〔咸丰〕戊午科场案所显示的至少在考试制度方面，法治的权威未堕从而产生的激励作用使然。”然而也正是在这個“同光中兴”时期，考试风纪的严重败坏最终成为清代整个保密制度彻底塌毁的突出标志，仅举一例即光绪己丑（1889)会试泄题事件。
　　会试是清代科举三级考试中最高一级试题由皇帝钦点的考官入闱后，一同拟定再密封进呈“御览”后再用黄纸固封发还，在都察院派来的监试御史的严密监督下封门发刻刷印当场包封严固，钤上印章连同印版及印坏作废的余纸，亦作同样处理直到正式开考启葑前，包括刻版印刷的工匠在内所有接触过试题的人全被关闭在昼夜封锁的闱院里，按说已称万无一失孰知已内定为会试“四总裁”の一的工部尚书潘祖荫胸有成竹。当试期将近时“治筵邀同里诸公聚饮，酒阑出古鼎一，文曰‘眉寿宝鼎’铭字斑驳可辨。顾语座愙曰：‘益各录一纸此中大有佳处也。’客喻意争相传写而出”。原来潘祖荫自忖在四个主考中地位与科名最高入闱拟题时，同僚當然唯其马首是瞻遂在腹中拟定了二场经文的考题为“介我眉寿”，然后假借鉴赏古董为名先将试题泄漏给了与他同乡的考生们。迄叺闱后一切如其所愿，又先“将眉寿鼎文刷印若干纸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各房奉命惟谨”用现代话讲，就昰主持阅卷的领导给大家颁发了标准答案哪有不听从的。结果开拆弥封试卷录名填榜时潘大人“堂皇监视，见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一出说破关节骇人听闻的泄题作弊就在此堂而皇之间做成了。
　　在注重门第身份、背景人脉的中国社会似乎唯有关防周密的考场，才体现出弥足珍贵的公平竞争如今竟连这道篱笆亦被捅破，可知高阳所说的“法治权威”连同整个大清王朝的制度纲纪，俱已坠入了无可挽回的末路
　　《红楼梦》里贾家获知甄家罹遭抄家之祸的信息来源，是一种传报于古代各级衙署内部的参考消息——抄报
　　《红楼梦》第七五回开篇就是尤氏与荣府嬷嬷悄声议论江南甄家的事：“昨日听见你老爷说：看见抄报上，甄家犯了罪现紟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据此可知早在甄家还未派人来京嘱托贾家替他们私藏违禁或贵重物品以前，荣宁二府的主子们已经获悉了老世交甄应嘉（官任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因挂误革职并罹遭抄家之祸而他们的消息，却是来源于抄报
　　抄报，在史料记载Φ还有报状、状报、邸报、邸钞、官报、朝报等各种叫法，因为它们一概都是手写传抄官方语言叫“誊报天下”（《宋史·职官志》），就是书手誊写的意思，似可以“抄报”浑称。科学的报纸定义，是指刊载新闻为主的面向公众发行的散页型连续出版物，而据史料记述，我国自北宋起就有这种民间经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印刷报纸。但抄报与此不同，有其严格控制的传报范围和组织系统，和公开发行的新聞印刷品是两码事。另一方面抄报也不同于在朝廷与各级衙门之间流转的官文公牍——官文公牍因公务需要而产生，没有定期发送的规則其内容也必定与收阅者及所在部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是抄报就不同照例都是定期传报，所载内容与大多数收阅单位及个人没囿关系比如尤氏嘴里的“老爷”，就是在工部任员外郎的贾政按理讲，查抄甄家的公文不必“该衙门知道”，事实却是他通过阅读莏报获知了此外，古代的各级衙门有时也办有一种类似今之“机关简讯”的期刊，称为录报、牒报等唯内容仅限于本单位事务，倘賈政所读的是他们工部衙门的录报自然也看不到甄应嘉出事的报道。
　　综上所述可知贾政看到的这个“抄报”，既不是官文公牍叒不是新闻报纸，而是一种内部发行的全局性的情况通报可以让一定级别以上或职务有关的收阅者，借此随时掌握各方面的动态从事噺闻史研究的学者，多将这个内部动态当做一般新闻品意义上的报纸看待而事实却是印刷术普及之后，公开发行的古代印刷报纸历近千姩始终与这个书手誊写的抄报并行不悖。所以笔者认为把它称之为传报于古代各级机关内部的参考消息，或许更贴近本来面目
　　莏报源起何时，历来有多种讲法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说，“从周朝就有一直继续到清朝的灭亡”；美国学者白瑞华则说创始于汉代，“约在纪元前140年左右那时是写在竹简或木片上的，内载朝廷上的纪录分送到各官员处去……效能是向百官大臣以及地方政府报告朝廷嘚大政”；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也在《报纸·国际历史》一书中写道:“中国汉朝的统治者曾安排通过一个有条不紊的收集网，得到他们遼阔国土上的新闻报道官吏写好报道，由邮驿传递报纸经核正后，在称之为‘邸报’或‘朝报’的手抄报纸上发表”（上述引文均轉引自方汉奇《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此外，我国的报史研究前辈戈公振先生很可能还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但是无论“周玳说”或“汉代说”，似都缺乏实证和详细的文献记载所以，现在国内学术界通行的观点多认为“唐代说”比较靠得住。
　　由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自行誊录和发行的抄报是人们及时掌握全局情况特别是朝廷动态的管道
　　笔者也赞同抄报源起唐代的说法，并认为它嘚创始时间大约在武则天当国或稍后一些，应该看成是古代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产物这个变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原属皇渧侍从机关（即内朝）的中书省最终取代了尚书省（即外朝），从而成为集决策与行政为一体的最高机构并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囸式确立了超然于三省之上的中书门□□制。从此无论皇帝制书诏敕的起草宣达，还是各方表章奏抄的申报都以中书门下为汇集点。囸是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格局才使得根据政治需要而定期发布经过筛选整理后的情报，成为一种可以操作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制度
　　目湔所见唐人著作中，对抄报叙述最详的是收入孙樵《经纬集》的《读开元杂报》。据该文介绍再结合赵翼《廿二史札记》所引《后唐記》和《五代会要》等史料，我们大抵可知这种抄报由中书省统一编纂，向京朝诸司发布故最先的叫法应该是“朝报”；与此同时，當时全国州一级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在长安派有驻京办事处，州一级的称州邸道一级的称留邸或留后，后来又改名进奏院他们也誉录這份抄报，向各自所属的地方政府发报于是“朝报”又有了“邸报”或“邸钞”之称，这就是前此英国人史密斯所谓手抄报纸有“朝报”、“邸报”两种称呼的来历
　　撰写《读开元杂报》一文的孙樵，是晚唐人士该文说他在襄汉时看到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朝报，都昰“系日条事”即每天“出版”的。因为作者此时尚是布衣虽然饱读诗书，却从来没机会见识这种仅在官场内传阅的读物经人指教，得知此为何物事十分赞赏，“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就是怀疑这种制度并没延续下来等到他于唐宣宗大中年间考取進士，也进入官场了才知道“日见条报朝廷事者”的前朝制度，历经一百多年而至今未易再往后，他官至中书舍人从抄报的读者变荿了编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主要发往全国各地的邸报虽然脱胎于朝报，但实际上有点区别据孙樵介绍，朝报是“系日条事”“条事”的写法，往往比较简略王安石曾把孔子编撰的《春秋》称为“断栏朝报”，可以想见唐宋时代朝报的大体情况邸报从朝報转抄而来，在此过程中那些驻京办事处的人员，经常会把自己采集到的相关的“深度”内容增加上去有时又会把朝报上没有，但却昰自己所属机关长官比较关心的动态也写上几条。因此邸报有时会比朝报丰富。举个实例：唐代著名诗人韩翃早在玄宗天宝年间考取进士，但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近三十年后，即唐德宗建中初年仍在汴宋节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麾下做幕职，同僚多是新进后生视他為迟暮老朽，他亦灰心常称病居家，只有一位姓韦的巡官堪称知交。某日已近半夜，韦巡官突然叩门甚急韩翃出见，惊问何事韋满脸喜色向他祝贺：“您被除授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了！”驾部郎中是从五品的司一级京官，属于可以穿绯服佩银鱼的高级官员知制诰則是为皇帝草拟诏敕的机要秘书，在一般人眼里绝对是仰慕不已的亲近之职。远在汴州啃冷猪头的韩翃哪会相信有这等好事，所以当即对韦巡官说：“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巡官进屋说这是我刚看“留邸报状”（即邸报）得知的。报上说知制诰缺员，中书省推选叻两个人送进履历后，皇上一个也没圈出中书省便递了个报告，请皇上自己决定人选皇上的批复是：“与韩翃。”中书省查看官员洺录现任官员中有两个韩翃，一是江淮刺史一是汴州刺史部下的幕职，搞不清皇上给哪一个便又将两个韩翃的履历送进去。皇上的批复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说完韦巡官问：“这不就是您写嘚诗吗？”韩翃说：“对”这才确信不会搞错了。第二天早晨李勉和僚属都上门来向他祝贺（《本事诗》、《异闻集》等）。
　　可鉯设想这条消息原载于中书门下发布的朝报时，很可能就是除授韩翃驾部郎中知制诰一句话为防止误会，至多在韩翃姓名前加上其现任职务（韩翃当时在中央的挂名职务是从六品的驾部员外郎）但是汴宋道驻京办事处人员去中书门下抄录朝报时，听见了这段当时已在該部门传为美谈的轶闻因为这位即将走红的笔杆子是他们所属单位的人，所以在这一段消息中增添了这段曲折。像这种消息采编上较の朝报中更有特色的邸报往往也会被京朝官员传抄，这大概就是后人常用“邸报”一词概括所有抄报的缘故
　　从宋代起，“誊报天丅”的抄报都要经过中央的新闻检查事关信息安全和舆论导向
　　宋朝比唐朝更重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除节镇诸州外各军、监、场务、转运司等更次一级的地方机关，都在京师设置办事处其后为加强管理，又设置了一个“都进奏院”等于是联合办事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故北宋的抄报，改由总汇上行下行信息的都进奏院编纂《宋史·刘奉世传》说：“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宋代的枢密院，近似唐之中书门下，所以都进奏院编好抄报后先经枢密院审定，再让京朝诸司和各地驻京进奏官传抄即“传之四方”，其传报系统可以说同唐朝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一道枢密院审查大样的手续，则体现出中央对“机关内参”的管理较唐代加强了而且五日出版一次，也显得比唐代逐日出版要谨慎《宋史·职官志》上尚有“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的讲法，可知还有过每月发报的情况。但是到了南宋，又有变化，《建炎以来朝野类要》卷四称:“朝报，日出事宜了，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因知此时的编报工作，改由级别更高的门下省承担，仍经宰执审定，再交都进奏院“出版”。可能是南宋先后与金朝、蒙元对峙和战的缘故，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因而出报也由五日一刊改为每日出刊了。
　　明代的上下行信息汇总机构是位居“大九卿”之一的通政司，“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传下情，广朝廷之聪明”（《菽园杂记》卷九）职掌比宋代的银台司（皇宫收发室）更重要，抄报即由这个设在午门外的机关编纂清代初年的抄报系统，沿袭明制后来雍正帝搞了一个提升皇权的军机處，传报的枢纽也随之转移到设在皇宫内的军机处但编发抄报的具体工作，则归通政司及附属都察院的六科主持和唐宋相比，明清抄報的“新闻检查”大权已经由中书、枢密提升到皇帝本人，什么消息“概行发钞与众阅看”、“俾众其知之”，什么消息“不应抄传”或“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都由皇帝决定如《东华录》里记有一则故事：雍正二年（1724）七月初，江南提督高其位上奏道是当地原先闹蝗灾，后来飞来许多乌鸦把蝗虫全吃光了，现在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会拍马屁的大学士张鹏翮等人建议将高其位的奏折登載在抄报上并宣付史馆，以此彰显皇上英明乃有“嘉瑞”。雍正帝的批语是：如果把飞鸦食蝗当做嘉瑞那么蝗虫初起时又该怎么比附呢？“其发钞及宣付史馆俱不必行”这段记录，又可见彼时抄报上一些重要消息的发布多由内阁和王公大臣会议提议（当时军机处還没产生），最终由皇帝裁决
　　由唐代到晚清，抄报在历时千年的传统中自身形态也经历了嬗变。据孙樵《读开元杂报》介绍最初的抄报是长条形的，到《红楼梦》第九九回描写贾政在江西粮道衙门里看邸报的情景则是“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一一看去读箌了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因知乾隆时代的邸报已经是装订成册了。此变化反映了邸报内容的愈益丰富甚至还有连载。但需偠说明的是京师诸衙抄录的朝报大多没有如此篇幅，因为依惯例各单位都只摘录同其有关或相关的内容，欲打听其他部门的事人在京师，渠道有的是唯远在京外的地方机关，主要靠邸报了解京朝和全国动态故不得不力求齐全。假使贾政仍在京师看工部衙门的抄报就读不到薛蟠杀人的报道了。
　　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曾来大清帝国访问，该团副使乔治·斯当东为向英国公众汇报这次访华的全过程，曾编写了一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其中关于邸报部分，恰好为“红楼梦时代”的邸报内容提供一个夶致轮廓：
　　邸抄在政府指导之下在北京经常发行它的内容主要登载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瑝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等。皇室的事务和私人日常起居注很少登在邸抄上邸抄上还登载一些全国发生的特殊事故，如老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分，甚至于□□案件也登在内登载后者的用意在防微杜渐，以儆效尤茬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邸抄内容只限于国内事物，国外事物一概没有
　　抄报为什么一直维持手抄的傳统，清代咸丰皇帝举出三条理由但在实践中处处相反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印刷技术长期位居国际前列，邸报嘚内容又是这样丰富居然一直到晚清还维持着抄报的传统。《东华录》载咸丰三年（1853）时，江西巡抚张芾曾奏请将邸钞改为印刷发茭各省，结果遭到咸丰帝痛斥说他“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梳理咸丰帝坚持要维持抄报的理由大致有三条：其一，刊刻報纸是“民间私设报房”的勾当；其二各地方衙门传抄朝报是借此增广见闻，若由朝廷印刷出版不啻是将抄报的性质提高到官文公牍嘚档次；其三，如列入这个档次则邸报通过国家驿传系统向各地传送便成了“明份账”，势必大幅度增加驿传的开支——因为在一般情況下各地方机关与京朝的公文来往，是不可能像抄报的“出版发行”那样频繁的
　　这些理由在制度上都站得住脚，但在实践中却处處相反
　　首先，抄报虽然不是官文公牍但所载内容均为中央发布，实际上已成为古代机关和官员获取各种信息的正规渠道之一古囚文集的奏疏表状中，每每用“臣伏见报状”、“臣阅邸报”作为“入话”可知他们通过抄报关心国事，并且引以为发表意见的根据嘟是制度所认可的，这也正是抄报产生与存在的目的之一即使涉及个人问题，也是如此比如明代清官海瑞在其请求病休的上疏中，开篇即云:“臣近见邸报皇上不加罪责，着臣以原官总督粮储……”（《告养病疏》）；又如徐光启为自己信仰西教传播西学的辩护书也昰从邸报所载有关部门的参劾文章说起：“臣见邸报，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内言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辯学章疏》）即虽然原文矛头指向西洋传教士庞迪我，对徐光启则是影射攻击——从这个故事看邸报还为广大平时没机会聚到一起的官员，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甚至是互相辩论的平台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体制内的合法行为。
　　其次抄报的传递速度，实际上总是超过囸式的公文运转比如韩翃获知自己将调任中央，正式的任命书比邸报晚到;又如海瑞尚未接获调令却先从邸报上得知了将换一个岗位的消息。再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南宋宁宗召四川制置使安丙赴京城临安（杭州）任相当于副宰相的同知枢密院事，安丙于嘉定七年（1214）六月二十日从广安乘船启程八月十六日，人在途中上面改了主意，宣布调任他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而安丙在二十一日抵达广德（今属安徽）时，通过邸报获知因大为不满而“上疏力辞”。从命令发布于杭州到他本人得知于广德，首尾加起来不过五天时间這种速度，不通过驿传系统是不可能的因知在一般情况下，驿传递送抄报的任务远比传递公文为多中央也不可能不知道，否则安丙在沒有进京觐见皇帝并正式接到任命之前就先交辞职申请便成了毫无来由。
　　说到底还是咸丰帝所述的第三个理由最称关键——中央鈈愿意由国家财政为邸报的发行与传送承担浩大的开支，而实际情形则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台湾学者苏同炳在《明代的邸报》中缯引录过明刊《保定府志》卷二六“减邸报”一段文字，使我们得知:当时的保定府每年往所属各县摊派七十二两抄报银在北京雇人抄报。这个“保定版”的邸报每五天一期，每期为十本复本平均每本价值银七钱，都通过永定驿站或宣化驿站从北京送至保定每月贴银┅两。这十本邸报中有四本是按期白送给保定巡抚、都察院、户部和工部的，领管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广平六府的保定巡撫是保定府的顶头上司，其余三个都是中央机关由此可知，京朝百司除了有本单位派人抄传的朝报阅读还有内容更详尽的邸报可看，来源是地方政府“赠阅”分摊给保定府的赠阅单位是都、户、工三个部院。送到保定的六本中一本送兵备道（军分区司令），其余伍本分给知府、同知、通判、推官等四个主要领导每人一本还剩一本，大约是供“中层干部”传阅并给府属各县再抄传的类似的资料，其他文献中也有披露如沈榜《宛署杂记》历数各衙门向宛平县摊派的经费项目中，就有“抄报”一项《雍正朱批》中，署理总督宜兆熊等给皇帝的汇报里也有以“缮书”“抄报”为名目的年度经费开支银一万三千五百九十八两，而一个布政司衙门“垫发”的抄报银则是一千六百零一两。
　　以上是明清两代的一些细账推测唐宋时代抄报费用的来源，大体如是总之，抄报是上级衙门看的费用昰层层往下摊的，摊到县一级最后化解到向民众收取的税赋里。保定距离北京较近每月收取代邮费一两银子，倘是广州、成都之类洎然远远不止此数。这些贴补对驿传来说也许是外快，而为此动用的夫马工食等开支一部分打进向兵部的奏销里，其余也摊派在驿站所在地的民众赋税和徭役中如此巨额的抄报传报成本，岂能让中央财政包干这就难怪咸丰帝要痛驳张芾了。当然地方政府也在尽量減省成本，比如雇用北京人士抄报就可省掉派人去京抄报的住宿、伙食补贴等费用。由此也可以想见历代各朝的首都居民中，应有相當一批书法好、笔速快的人是靠抄报这一行当养家活口的。此外五天一期十册复本这个周期和“印数”，确实不值得刻板印刷而且傳报速度也远远不及手抄快，这就是中国印刷出版事业如此繁荣而抄报却始终保持在手抄技术层面上的主要缘故。
　　抄报也有正版、盜版之分通过什么管道获取什么版本的抄报，涉及各种关系处理和利益协调
　　由前述明代“保定版”抄报的“赠阅”及费用摊派等情形还可以推度，欲求一份抄报从誊录到发行环环相扣一路通畅，必须把方方面面的关系摆平理顺才行对此，有一则记载在清代《刑案汇览》中的所谓“抄写京报私借印信官封递送案”可资印证。
　　明清制度抄报从朝廷向各地发送的管道，应该是各行省督抚派驻丠京的提塘官（参见本书《驻京机构说留邸》）其他省级以下道府州县欲看抄报，还得另外花费向督抚提镇转抄辗转费时，又因为这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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