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样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为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采访了王岩教授，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
一、政治哲学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超越
采访者：王岩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我国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仔细梳理国内研究，我们发现，不少学者是从各自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和认识入手，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而对于诸如“什么是政治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被采访者：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政治哲学既具有政治学关注人类政治生活的特点，也凸显哲学层面的价值追问和批判功能，这是政治哲学得以产生、发展并凸显重要社会功能的根本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需要我们回归政治哲学的传统层面，解读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
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伊始，就开始了对诸如自由、平等、权利、正义以及公民、社会、城邦、国家等问题探究。客观而言，传统的政治哲学是以德性为基础，将政治与道德、品性关联，甚至把美德嵌入政治，以此来赋予政治行为以价值、政治生活以意义、“优良政治生活”以崇高，从而使价值理性成为政治哲学发展的传统并在历史发展中得以充分彰显，使“至善”的政治“应然性”得到充分认同并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践行。显然，在价值理性的引领下，寻求政治生活的“应然性”是政治哲学的显著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理性构成了政治哲学的首要价值。因此，在哲学价值观引领下，“研究政治社会的深层本质，规范政治生活的价值标准，评判政治活动的正当性与否，是政治哲学本质特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它的“研究对象是政治价值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是对人类政治体和公民政治生活中根本性、永恒性价值的思考和追问，体现着其使命与担当。
随着古代城邦制度的衰落，建立在“共同善”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理念也随之衰落了，以“人”为中心、以“至善”和“优良生活”为价值取向的古希腊以来的政治哲学传统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中世纪以“神”为中心、以“信仰高于理性”和“神权高于人权”为价值取向的基督教政治哲学。千年以后，“文艺复兴”开始了摆脱神权统治、寻求政治解放的思想启蒙。“自然法权论”“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论”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哲学理念的出现，标志着“信仰时代”的结束和“启蒙时代”的到来，而在随之而来的大革命中确立的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则显示出政治哲学的重大时代价值和实践启蒙意义。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哲学家们开始了对人类个体所谓“终极本性”——人性善恶的预设。他们无视善恶的生成和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过于依赖主观的感受和制度的设计，从而使政治哲学的发展偏离了价值理性而转向经验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产生了严重断裂与冲突，使得“工具理性过分张扬而价值理性日渐式微”。工具理性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成为主导社会发展、控制人们思想的重要手段。在人类政治社会中，过分追求“工具”和“经验”、盲目排斥“价值”和“信仰”是十分可怕的，其实质是崇高价值的缺失。于是，“价值祛魅”在政治科学化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政治哲学失去了昔日价值理性的光辉，甚至出现了“政治哲学死了”的喧嚣。进入19世纪，在西方思想界，为“理性王国”鸣金开道的不再是大革命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哲学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实证主义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保驾护航。但传统政治存在的种种困境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政治不平等现象越演越烈，颠覆了大革命时期以“人权”“契约”为特质的政治哲学信条，威胁到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科学是一幅地图，它能告诉我们如何达到某一个地方，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
近代政治哲学发展过程中价值理性的失落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随着工具理性的弊端逐渐显露，人们最终发现政治生活离不开价值理性——“至善”的目标和“崇高”的旨趣。政治哲学开始了价值理性的“回归”，并着力勾勒人类政治制度的公正范式和政治实践的正义愿景，以描绘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由此构成了不同学说，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分殊中、在思辨与实证的印证中、在历史与现实的照应中，寻求各自立论的依据和理论的圆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各自的政治理想国，寻求政治“应然性”，为政治哲学的复兴赢取话语权。可见，对“至善”政治智慧的追求和“优良”政治生活的向往始终是人类心中永恒的愿景，它引导人类不断探索和超越，保持对未来政治理想的无限期待。这样的政治哲学研究，“不再执着于神与人的关系，重在探究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的政治关系。它展开的具体研究活动，不在诗意浪漫的言说中申论，也不在青灯古卷的故纸堆中缕述”，而是在“至善”的政治价值引导下，在基本制度安排与主流生活模式的选择中使我们赢取一个更为开阔和更为规范的视阈，思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就使得作为政治哲学本质属性的价值理性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必须产生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价值体系。这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显著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超越与当代发展的内在理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产生，一方面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理性对西方传统价值理性的超越，遵循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在现实的政治批判中构筑价值理性的原则，从而避免了历史上剥削阶级政治哲学所依循的价值理性的虚幻性和抽象性；另一方面为人类社会理想的实现寻求制度设计和实践路径，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作为社会发展的应然状态，从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和实践逻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超越和当代“复兴”。
在政治哲学的本质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利益，彰显着以无产阶级阶级理性为本质的价值原则，从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出发，昭示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探索着“人的解放”的具体路径，追求着“自由王国”的实践形式，从而超越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政治哲学所倡导并形成内在思辨逻辑的从“市民社会”到“政治解放”再到“理性王国”的演绎。在这一超越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高度诠释了人类生活的应然状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身份和地位的平等。这种“平等”，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传统意义上权利和义务的意蕴或分配规则的解读，是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中，人的本质层面的存在状态，表现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本质超越。
在政治价值维度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赞成对政治实践的工具性解读，反对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在这里，政治本身“至善”与“幸福”的统一性证成，不仅需要工具理性的支撑，更加需要价值理性——“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主导，需要应然性价值目标——“自由人联合体”为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等政治价值载体构成了优良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哲学的政治伦理资源。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社会政治思想中，规范性的道义原则和认知性的真理原则永远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一方面体现在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体现在超越了政治价值的思辨性探讨。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政治哲学都是从人类文明的大历史观出发，立足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藩篱，不仅不再局限于市场经济与商品交换相对应的“市民社会”及其演绎的“西方中心论”维度下探讨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概念，而且反对由此产生的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人权制度”为标准的所谓“普世价值”，它们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视阈下，从“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出发，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出发，来进行公民、社会、国家和世界发展的政治价值思考与追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确立了客观依据，而且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据、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诉求、以实现“人民利益”为中心、以“正确的义利观”为主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的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在政治价值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
在政治实践维度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有其必然性。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建设和治国理政成功经验总结的需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需要，是国家的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持续发展的需要；二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难啃的硬骨头”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化解的需要，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风险”的需要；三是全球治理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从国际政治智慧的层面思考国家的应对战略；四是近几十年在中国学界掀起了一场解读、评析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热潮，因而应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挑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彰显着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不仅在理论上超越了以往的政治哲学，为西方政治思想中长期存在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是”与“应当”的对立指明了一条唯物史观的统合路径，弥合了两者之间的沟壑，完成了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与突破，并且在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中显示出秉承价值理性的崇高性——人民性，以及指导政治实践、启发政治智慧、引领政治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彰显出巨大的社会效应和重要的历史使命，尤其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得以复兴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功能与时代使命
采访者：您曾经在文中指出，作为政治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路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密不可分，与时代的政治实践息息相关，并且以先进政治文化的形式融入政治生活，以优秀政治智慧的形式指导政治实践。可否请您就上述这些观点深入谈谈呢？
被采访者：作为政治哲学发展的革命性成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阶级理性为指向，以实然性批判和应然性诉求的统一为准则，既要寻求现实政治发展的真理性问题，又要实现理想政治实践的价值印证，更要在实然与应然的张力中，实现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实现当代政治发展的“人民性”的价值诉求，并由此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使命。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价值批判功能。哲学的本真状态是“爱智”，这里的“爱”意味着一种反思、追问和批判的精神和品质；这里的“智”蕴含着人类安身立命的大智慧。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一种存在方式，必然以其“爱智”的品位与境界，审视、评判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反思、追问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批判、创新人类社会的政治价值。不仅如此，政治哲学的这种评判、审视功能之所以可能，还在于人内在的道德需求与外在的伦理判断的完美结合，为此，政治哲学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不是积极的维护者，而是否定的批判者。在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发展中，其本质属性——价值理性被视为先验的、普遍性的理性精神，成为政治价值评判的基本准则，并体现在现实的政治批判之中。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启蒙”，还是大革命时代的“理性诉求”，直至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精神”，无不体现出政治哲学以其特殊的理性诉求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拷问，体现出传统政治哲学依循价值理性所彰显的政治批判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把政治哲学视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即探索可行的政治可能性的界限”。
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般学理而言，其价值批判功能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原则，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理性和阶级意识为依据，以政治生活的“人民性”为旨归，对政治过程的“实然性”进行甄别和评判，探索政治生活的正当性标准，从而达到优化政治资源、实现“优良政治生活”的目的。同时，政治哲学的价值批判功能还体现在以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为基础，运用独特的哲学思辨方法，展现政治生活求真与求善的一致性，以此来寻求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式，展示现实政治实践的“应然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自诞生，就将其定位基于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把实践的观点看作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那种从抽象的价值理性出发审视、评判和追问现实政治的“正义性”和“应然性”持批判态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超越，它不再沉湎于抽象的思辨世界去寻求政治社会的价值追问，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市民社会去咀嚼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权，不再裹足于狭隘的西方文化去追求单纯的政治解放，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整个人类社会，投向了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在对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探索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批判中，在唯物史观和科学实践观的开阔视阈中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感性到理性、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从而在政治批判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本质超越。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政治导向功能。政治哲学所具有的政治导向功能源自政治哲学的本质特点——政治生活“应然性”的愿景，借助政治哲学的价值理性功能得以实现。长期以来，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将价值理性厘定为先验的、普遍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具有价值崇高性。但随着工具理性的张扬，这种价值崇高性只能以抽象的思辨来彰显理性的力量。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建立在抽象的价值理性基础之上的理想社会的愿景，最终只能成为政治发展的“乌托邦”，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立足唯物史观和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反对从抽象的逻辑、理念或概念出发，它强调遵照历史的逻辑与辩证的逻辑相统一，遵照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出发，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绘制理想蓝图，引领政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里，对未来政治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崇高性的重要表现，这种基于实践的自然历史性与自觉能动性、合动机性与合目的性、合真理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铸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未来导向功能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哲学著作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发展的设想，无不闪耀着人类社会的“应然状态”——共产主义的光辉。在当代中国，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迫切要求在理论上探索适合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和模式，迫切需要对当代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性质、功能、意义、范式及指向作出深刻的解读和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代表着执政党的理论自觉，它在分析和批判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价值误区的基础上，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阈下，政治哲学对未来政治发展的导向功能已经超越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理路”，走上了实践基础上的历史逻辑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路径。
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功能。从本质而言，政治哲学是人们在社会和政治实践中凝练、升华出来，超越政治生活并指导政治实践的政治智慧。政治哲学对政治发展具有价值批判和政治导向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实现依赖政治哲学的本质属性——价值理性的信仰。只有在政治体中形成对价值理性的深度认同，并转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的基本功能才能实现。作为社会的信仰体系，政治哲学所彰显的价值理性的崇高性和实践理性的科学性必然成为人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对政治认识的发展、政治实践的方向，尤其在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起到理想追求功能和政治教化作用等方面，将彰显出意识形态层面的强大凝聚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鉴于此，政治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性质是明显的，而且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彰显了强大的理想追求功能和政治教化功能。立足实践基础上的价值理性，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它克服了工具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化、技术化功能对人的消解，突出了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功能及其对人的关怀，力图使意识形态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消除了非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政治神话和政治异化，凸显了意识形态中的理性因素，确保了意识形态建立在客观真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克服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抽象和虚伪的说教，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阶级性统一起来，公开宣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追求共产主义。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唯物史观的方式解释、改造着世界，把握着人类政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通过对政治价值的思想内容、道德追求、价值取向和理性判断的深刻把握，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引领着人们的精神信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理性、科学的政治信仰，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消灭剥削和不平等的理想社会、一个充满人文精神和价值意蕴的未来世界、一个人类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当今，如何构筑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理想信念为诉求、以崇高价值为导向、以政治文明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甄别、抵御和批判错误的思想观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引领，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时代课题。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理路和话语体系
采访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学科，政治哲学在我国的“复兴”与“繁荣”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被采访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以价值理性切入政治世界，将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政治发展、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从政治价值“应然性”层面剖析出来，并展开不同立论和进路之间的竞争性言说，从而凸显一系列供人们斟酌、选择的政治哲学范式和理念，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方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向我们发出了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不足的警示。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和核心内容，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完整的话语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我国成为“显学”的时间不长，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众多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及其思想陆续进入国人的视野，其学术关键词、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开始影响我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因而几乎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权就不够强大。西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构成了非常剧烈的冲击，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力被弱化，其性质和功能方面呈现的新状态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间产生了距离感，也反映出公众对当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缺少把握的焦虑感。至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资源处于一种失真和失语的状态，中国特性被遮蔽，西方政治哲学主导着话语权力，面向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符合现实政治发展需要、能够引领政治价值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尚未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没有充分显现”。因此，审慎地选择研究理路、科学地构建话语体系就成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鉴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我国复兴和发展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确实需要我们从研究理路入手，改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境遇。
一是回归经典。针对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音量不够”或“底气不足”的状况，要求我们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中，从中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和范式、概念和原则，高屋建瓴地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然而，就当今学界的研究成果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尚显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挖掘不够，尚未形成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事实表明，一旦失去了对经典著作的考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博大精深的智慧就会处于遮蔽状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底气不足”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的、署名政治哲学的著作，其政治哲学思想散见在相关经典著作中。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领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应然状态和美好愿景——共产主义；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领悟政治哲学的批判与反思功能；从《经济学手稿》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价值的论述，领会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政治哲学理念的科学内涵，以应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挑战；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了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公共权力与价值规律、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中研究社会进步的机理；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矛盾论》《实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领会中国革命的应然之境，体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魅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尤其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感悟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及其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类的责任、对和谐的向往、对发展的期待、对共同价值的解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向往。阅读和研究这些经典，从中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般思想、学术范式和重要理论，这是领会、总结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升理论自信的前提条件。
二是直面现实。针对当前政治哲学研究重书斋思辨、轻政治实践、远中国实际的状况，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面向政治生活，关注政治实践，以此来展望政治未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表明，鲜活的政治哲学从来都是与真实的政治生活、政治实践息息相关，若政治哲学研究失去了真切笃实的问题意识、远离了政治实践，那只能被时代抛弃。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想真正成为时代政治发展的路标，就必须回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直面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政治世界所需要的视野和工具，它既具有宏大的叙事，也有具体的分析；既具有宏观的政治价值诉求，也有微观的现实政治操作。当代中国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急剧变迁之中，适应这一变迁而展开的政治哲学研究，自然不是顺从现实甚至屈从现实的理论活动；相反，它的意义在“理顺现实问题、超越现实欲求、逼近政治理想的尝试中浮现出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只有以时代前进为坐标，凸显其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把握研究的理论方向，在积极回应当代中国时代性问题和理论的挑战中永葆青春活力。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我们面临一系列政治哲学视阈内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都呼唤着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与智慧引领实践、化解矛盾，不断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实现其价值批判、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教化功能，激发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三是崇尚价值理性。针对当代政治发展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和社会生活中“物质主义”的泛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须秉承政治哲学的一贯传统，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价值理性作为政治哲学的首要价值，同时赋予其突出的阶级性和鲜明的人民性，以彰显其价值批判和政治引领功能。与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审视与考量，立足价值追问，价值理性成为其最重要的内涵以及首要价值和本质属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已四十多年，传统的价值理性彰显的政治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价值和本质特点的价值理性，其发扬光大不仅在于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价值的应然性标杆，而且作为政治哲学批判和引领功能的突出表现，价值理性的作用表现为一种内在精神力量的诉求与彰显，并由此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义利观、法治观和正义观，构成政治实践发展的内驱力，引领政治实践的发展方向。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特点，价值理性担当的不仅仅是从善恶层面上诠释世界，从阶级性和人民性层面指向理想，更重要的是引领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评价实践和感知世界，评判政治行为的善恶美丑，追问政治实践的正当与否，感知政治社会的应然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基于彻底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从而为人们的政治实践指明方向，为人类的政治发展指明未来。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境界，为政治社会发展提供精神食粮，看护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价值理性的重要原因。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弘扬价值理性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契合了政治哲学的传统与本质，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品质，规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理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唯物史观和实践理性，使价值理性的本质和特点更加现实，功能和作用更加强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当代政治发展重要的“导航仪”，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般的、共性的世界观、方法论转化为时代性和实践性的话语体系，将“散在”“隐性”的话语转化为系统、显性的话语体系，将被“空心化”“边缘化”和“依附性”的话语转化为丰富的、主流的话语体系的问题。为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充分彰显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作用，充分理解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植根塑魂的作用，深刻认识和全面解读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国家和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人类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理风采，构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底气和理论自信的政治哲学体系。
二是当代中国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要勇于面向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制度问题和道路问题；直面当代中国深刻的社会矛盾、利益分化和观念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回应来自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质疑、困惑；直面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其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对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批判和政治导向功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
三是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要充分认识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的培育功能，发掘和阐述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辩证统一”的知识论、“贵和尚中”的价值观、“天下为公”的开阔胸襟、“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言不尽意”的言语准则，以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
四是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以价值理性为首要价值，并以此探寻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应然性状态，展现政治主体的理想信念，凝练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话语内涵，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不可或缺。其中既有面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体现出价值理性在当今世界政治文明构建过程中的独特魅力，以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
五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借鉴与超越。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平和宽容的心态对待西方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虽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其当代的发展主要是紧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脉搏，为西方社会改良开出种种“药方”。当今，我们需要在客观地评析、解读西方政治哲学思潮和流派的基础上，深入批判研究、客观扬弃，汲取其合理思想，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借鉴与超越。
六是价值理性及其科学内涵。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价值和重要属性，价值理性既继承了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了传统政治哲学的抽象和虚伪，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理性和人民性嵌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性的科学内涵，从而发挥政治认知、政治批判和政治导向的功能，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范式，影响着政治哲学的发展。
七是政治价值的范畴体系。如上文所述，作为以“价值理性”为基础性范式的理论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包含一系列与价值判断相吻合的范畴体系。这一范畴体系内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诉求，具体包括：以政治实践的主体向度——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性为基点，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为动力，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导向，以政治理性的科学性和政治道德的崇高性为两翼，以当代中国政治建设过程中的政治平等、政治自由、政治宽容、政治民主、政治和谐为主要内容，以共享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价值诉求，以“人民性”为旨归的政治价值的范畴体系，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学术传承为使命，以致力探求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己任，孜孜不倦地追求和践行学术使命，既回归经典，深耕原著，又回归现实，面向实践，崇尚价值理性，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真正拿出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核心话语”，打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学派”，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