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近三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伟大转折，也是五百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作为普遍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寻找民族形式的传播发展过程，也是作为中华民族灵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古今之变中实现现代转换的历史转折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凭借着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开中国国门，随之而来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不同阶级奋发图强，从不同层次，由浅入深，学习西方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思想文明，却一次又一次宣告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特别是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才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道路，最终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梳理中国共产党面向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两者的结合经历了由浅入深、从点到面的过程。两者结合的历程就是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真精神，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主义化、经验主义化、唯书唯上化、形式主义化的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革命、建设、发展和现代化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核心不在于原封不动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而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免教条化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中国。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精神。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实事求是”是中华民族探求真理的宝贵精神品质。“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必须指出的是，“实事求是”有着深厚的学术史语境。在两汉时期，经学盛行，注疏诠释儒家经典成为表达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的方法，“实事求是”原本的含义便指一种立足经典，注重考据和训诂的优良学风。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进行改造，赋予马克思主义新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离的思想路线。从囿于书斋里的两汉经学学风到立足中国大地的思想路线，古老的“实事求是”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经历了大量的歪曲，教条主义便是其中的表现之一。教条主义者表面上打着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违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精神，主张抽象地而不是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质是奉行理论高于实际、理论决定实际的思想路线，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历史上的立三路线以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都是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他们轻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个别词句奉为万世不变的金科玉律，拒绝具体地研究中国实际，幻想通过普遍原理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割裂了中国具体实际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没有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普遍真理的指导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彻底廓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一方面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总结和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通过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开始真正在中国大地发挥巨大的理论威力。
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成功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勃兴时期，有别于以往其他思想学说，马克思主义从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之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具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只有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非书斋里的学问。这也是为什么甫经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阻碍了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进程，让广大劳动者阶级饱受压迫和剥削，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剥削最重，革命性最强，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工人阶级革命的一般论述。此外，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一方面我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无产阶级数量有限，还存在众多饱受封建压迫的农民阶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能在中国建立起统一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及其军阀代言人各自为政，其在农村地区的统治较为薄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得不思考一条有别于欧洲城市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情况实事求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采取工农武装割据的策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最终迎来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的真精神，在中国大地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面临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成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照抄苏联模式，而是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防止“经验主义”化，用马克思主义于“建设的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进入农业文明时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孕育了中华民族“依自不依他”的自立自强精神。回溯人类文明发展史，自古代周人开启人文主义传统以来，中华民族就走出了宗教时代，独树一帜地高扬人类主体精神。从古代精英文化中“求诸己”的士人传统到民间文化中接续相传的“求人不如求己”的人生智慧，从《易经·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宣言，到恰同学少年“独立寒秋”的无畏气魄，独立自主早已融入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独立自主精神尤为重要。青年毛泽东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独立思想、自立自强的精神品质。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提出“独立自主”这一命题，指出：“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中国古代“独立自主”精神更多是指一种不假外求的道德品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独立自主精神更多是指坚定不移、依靠自己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都善于发扬独立自主精神，面对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拥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拥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始终是挺直腰杆、依靠自己谋发展的伟大民族。展望未来，在通往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防止用“经验主义”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经验主义是一种和教条主义相对的错误思想路线，强调从片面的经验出发，拒绝科学真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教条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扭曲的一种术语概括，而经验主义则是对中国实际直观、片面反映的一种术语概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人类历史没有其他成功案例可循，客观上使新中国走上了全面效仿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之还送来了以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一直努力学习效法苏联模式，但在理论和思想上又力图摆脱将社会主义苏联化，力图克服苏联教条的影响。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明确说道：“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模式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体制对于面对内忧外患的初生政权无疑是必要的，但也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提出应该较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适当改善民生，克服了斯大林模式过分倚重重工业的弊端。1957年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重大挫折。即使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建设实际，成功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马克思提出著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命题，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必须继续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主要由列宁加以继承和发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勾勒社会主义蓝图，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经历了从直接过渡到“战时共产主义”向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其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等思想对于新生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945年中共七大就明确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道路，也即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需要经过一段长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通过限制其不利影响，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完成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接下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个过程中面临经验主义路线的挑战，这种路线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简单地等同于苏联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在独立探索过程中经历了曲折历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与时偕行”精神，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上化、唯书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与时偕行”精神。“与时偕行”出自《易经》“损卦”彖辞，“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与时偕行”强调人类的主观活动应该跟随时间变化而相应行动，也即因时制宜。中华文明是一部关于时间的文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相较其他文明更加强烈，在《礼记·月令》中规定国家的各项职能的展开必须符合特定的时节，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央坐落着钟鼓楼这一大型报时机关。“时机”“时运”“时变”“时势造英雄”，通过这些词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时间对个人、社会乃至历史的重要作用。“与时偕行”不仅意味着人类活动需要顺应自然节律，还要求人类积极进取，打破以往传统束缚。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最终催生强秦崛起，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通过学习汉民族文化，巩固了统一的中华民族；晚清各阶级悉数登场，为中国现代化上下求索。然而，中国古代的与时偕行传统更多地强调对自然节律、人事变迁和朝代更替的调适，没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内在矛盾，是一种朴素的历史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深刻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偕行精神的创新性发展。
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书唯上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内出现“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干扰拨乱反正，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唯书唯上思想的本质，即“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唯书唯上错误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反映了人们对派系斗争的历史心怀恐惧，不敢主动作为。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成就，但是这种僵化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主张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为了破除这种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方针，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打破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书唯上化的错误倾向，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扩大，最终汇聚为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为接下来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往“调整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为开启改革开放新篇章的历史新时期奠定了思想基础。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限度之内，资本主义不会消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根本规律，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十月革命之后，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长时间的曲折探索，邓小平明确提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工作路线，重新回归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为民族复兴打下了基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面临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书唯上化的挑战，这种路线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简单等同于某些领导人的论断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精神，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成果既反映了中国现实的时代精神，也浸润了中国文化的思想结晶。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精神，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化，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指导中国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精神。知行关系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有别于热衷于构建理论体系大厦的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更加关心将“所知”与“所行”统一起来。《论语》有大量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如“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中庸》将知行关系依次分为“行而不知”“知而不行”“知而后行”“知行合一”四个层次。正如明代大儒王阳明所总结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实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特质。然而，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里面的“知”强调的是道德知识、“行”强调的是道德践履。新时代以来，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变化，人类实践的种类和形式日益增多。以往的“知行合一”精神必然不能满足实践的新要求，必须结合时代发展赋予其更多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号召全党全社会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精神在新时代得到创新性发展。
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主义”化。形式主义只看表象、不见本质，主要表现就是实践与理论的脱节，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式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会导致言语与行为的脱节、行为与信念的脱节。部分党员干部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来指导工作，丧失党性和人民性；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内化为信仰信念，就是“形式主义”的流毒所致。破除形式主义，首先要真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原原本本、熟读精思，领会其要领，把握其方法。破除形式主义，其次要真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要结合实践，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的过程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破除形式主义，最终要真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为了扭转形式主义不正之风，一方面，刚性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厉行反腐，老虎苍蝇都要打，揪出干部队伍里的“两面人”，通过完善党纪国法和纪检制度，惩治形式主义的害群之马。另一方面，柔性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身示范，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真学、真懂、真用、真信马克思主义，抵制形式主义浅尝辄止的歪风邪气；在全党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牢记党的初心使命，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入脑入心。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的新时代实践，成功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多个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发展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价值依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前提；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更加丰富，既是经济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其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更加灵活，中国现代化道路在批判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也超越了以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著称的传统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知行合一”精神，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化，通过践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知、真行、真信，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
“读史使人明智”，通过总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两者的结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个过程，一方面需要精准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真义，另一方面需要坚持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在面向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两者结合。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两者结合的根本依循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首先解决以下问题：两者结合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两者结合的根本依循，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两者结合的根本依循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建立在对现代文明高度批判的基础之上，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精华。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集中反映了封建时代的思想观念，其中虽然包含超越时空的思想精华，但是仍有一些思想观念落后于现代社会发展潮流。晚清以来中国人开始探索现代化，面对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架构、文化观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反映现代生产方式的思想观念，只能是集人类思想精粹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传统思想观念。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两者结合的根本遵循。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华传统文化，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意识形态不是脱离社会存在的抽象之物，而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思想学说。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着文化高地，集中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曲折的探索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才能规避各种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将会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二）坚持面向现实，探索两者结合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囿于书斋小语境的文本式结合，而是面向实践大语境的现实结合。唯有如此，两者的结合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质决定必须坚持面向现实，实现两者的结合。“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过程中，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一种装点门面、供人消遣的书斋式学问，而是关注现实、主张革命属于劳动阶级的思想武器。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有力思想武器，坚持面向现实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质所决定的。
文本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起点，实践结合是两者相结合的终点。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大地之前，中国人就开始通过翻译等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时至今日，存在大量抽象地谈论两者结合的理论性文章，其中尤其以寻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的通约性为主要内容。这些理论探索无疑是重要的，正如黑格尔所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但是，文本结合只是两者结合的起点，必须面对中国实践推动两者结合，才能真正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命力，真正赋予古代传统现代生机。百年党史中，毛泽东对传统“实事求是”思想的改造、邓小平对古代“小康”理想的重新阐释、江泽民对“与时俱进”思想的熟练运用、胡锦涛对“以人为本”的再赋新义、习近平对古代“知行合一”观的创新运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故纸堆中重获生命力，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获得凝聚人心、重塑社会的力量。
（三）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正确处理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方面，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防止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警惕文化复古主义，辩证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
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坚持文化自信。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文化虚无主义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幻想从根本上斩断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文化传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能通过外在强力对其进行改造。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要防止文化虚无主义。其一，文化虚无主义不利于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和大众化进程。其二，推行文化虚无主义反而会复活传统文化中的渣滓糟粕，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否定传统文化造成的教训是深刻的，传统文化中诸如“个人崇拜”“泛政治化”“身份论”等封建糟粕却大行其道。传统文化无法割裂，我们要善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将其中超越时间、具有永恒意义的内容加以总结梳理，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文化复古主义产生于中西古今之争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之下。有鉴于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文化复古主义者主张从古代社会特别是儒家经典里面寻找解决现实困境的终极方案，其中尤其以“政治儒学”派主张最为极端。他们主张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儒家式的全面改造，这样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近代的没落式微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作为农业时代的思想结晶难以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步伐，复古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所抛弃。此外，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落后时代的文化糟粕，如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党争权术、等级制度等，文化上的封建迷信、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等，应该坚持一分为二，全面地分析传统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新儒家所倡的“温情与敬意”之外，更要强调批判性继承，让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
（四）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原教旨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随着资本主义向着纵深发展，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特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僵化不变的死教条，而是揭示社会规律的活原理。随着人类实践深度和广度的推进，解释实践的科学理论必须随之深化发展。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扩张和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列宁总结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一国可以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上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阐释了在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回顾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直以现实为“目标”，不断推陈出新。
必须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高度抽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早已融入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涉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认知模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审美旨趣等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的习惯。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毕竟来自西方传统的思想学说，缺乏中国本土底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其民族气度和形式，让马克思主义以大众耳熟能详的方式浸润心田。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的倾向都将极大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非常善于运用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色，比如，邓小平同志的“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用民族意象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实践观；习近平同志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天上不会掉馅饼”“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全国一盘棋”等都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色的成功案例。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未来展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立足点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在价值层面自信自强，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民族道德素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治理层面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助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世界层面胸怀天下，挖掘和创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文化软实力；倡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资源，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一）根本遵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
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遵循。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的结合不是漫无目的，超脱现实之上的概念游戏，而是立足和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之中。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说道：“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指导中国实践的正确理论，中国具体的实际既包括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物质层面，还包括道德规范、认知模式、审美意趣等文化层面，其中最深厚的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只有将作为民族精神深厚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才能真正从民族文化心理层次推动马克思主义深度中国化，推动作为外来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熔铸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现代化包含物质层次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制度层次的民主化、文化观念层次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文化观念的现代化建立在物质层次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基础之上。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范本，而是根据时代步伐而不断的损益变化。近代以来，由于传统文化不能满足富国强兵的需要，常常被弃如敝屣、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传统文化中包含大量超越历史的有价值的部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使之贴近现代生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不能仅仅停留在整理古代典籍、保护古代遗产等物质层面，更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传统文化加以创新发展，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声称“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其所决裂的却是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传统观念，马克思主义主张既保留传统文化的永恒精华，又去除传统文化的时代局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待传统文化这种否定和肯定并存的辩证态度，使传统文化从古代通往现代成为可能。
（二）自信自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有益的道德观念，对于道德建设是一座丰厚的思想宝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自信自强，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急剧变化，社会道德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决定道德观念的基础、影响道德观念的外部环境、传播道德观念的载体都发生深刻改变。首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社会在思想道德观念上存在多元化倾向。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价值观念随着西方的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传入中国，其中有一些属于资产阶级糟粕的道德观念。最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信息交错争锋，传播载体和形式更加多样快捷，养成公民道德的技术场域发生巨变。以上三层因素叠加，一度导致公民道德建设领域面临诸多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进一步夯实公有制经济基础，推动共同富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批判性地学习西方文化；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社会道德观念朝着向善、向美的方向发展。
要善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道德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教资源。儒释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干思想，提出了许多极富启发意义的道德观念。儒家倡导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所谓“仁者爱人”。道家倡导“上善若水”的道德观念，崇尚“自然”“清净”“无为”之道。佛教主张“因缘果报”“智悲双运”“五戒十善”等观念。这些道德观念有些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更多内容可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有利于国民形成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自强厚德的人生观、尊老爱幼的家庭观、守望相助的邻里观、廉洁自律的从政观、匹夫有责的国家观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统德育资源对教化人心、提振社会道德方面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通过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育教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困境，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进入新时代以来，通过将传统文化德育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全国道德风尚、民族自信得到极大提高。
（三）守正创新：激活传统文化治理智慧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善于激活传统文化治理智慧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几千年中华文明史包含着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治国理政实践和理论智慧。一方面，在我国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如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衡制度、国有土地制度、科举取士的选拔人才制度、国有专营制度等，这些治理经验和治理制度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深厚的历史底蕴，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我国拥有悠久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从诸子百家争鸣到晚清实学兴起，从先秦儒学开启的“关注现世”的传统到明末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明确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寻求国泰民安、太平盛世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议题，关心时政、针砭时弊一直是中国古代有为之士的道义担当，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整理和挖掘这些思想资源是开辟“中国之治”难得的理论宝库。
要善于将传统治国理政智慧运用在国家治理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历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传统文化及其治理智慧作为学习主题。2013年4月19日，以“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为主题；2014年2月24日，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主题；2014年10月13日，以“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为主题；2015年12月30日，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为主题；2016年4月29日，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2016年12月9日，以“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为主题；2020年9月28日，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主题。这些古代思想资源是助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治理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多为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因此，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发展，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四）胸怀天下：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外交理念，在推动两者相结合的过程中，要善于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同时，应该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外交智慧，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软实力。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竞争的关键一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传统美食、传统服饰、传统建筑、传统器物、传统民俗、传统戏剧等等，通过梳理这些具有民族形式的传统文化资源，结合时代特征加以创新发展，让古籍里面、博物馆内的文字文物活起来，对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中华传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越是拥有向外传播的独特性。当人民习惯于用本民族特有的语言概念、衣冠服饰、节日礼仪去表达自我时，一方面，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另一方面，有利于在普遍交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突破单一的政治话语，在对外传播中塑造富于温度、灵动多样的中华民族新形象。
发挥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外交智慧，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人历来主张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人就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影响后世《全球伦理宣言》的伦理黄金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对将任何主张、理念和价值观念进行原教旨主义化的倾向，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种文明类型、思想观念可以和谐共存、交流互鉴。从儒家思想的“以德服人”到墨家思想的“非攻”，从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象征和平的万里长城，热爱和平、求同存异是中华民族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强权逻辑，弘扬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对话逻辑；主张克服西方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提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思想理念上还在实际践履中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一方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赋予普遍科学原理以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另一方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具有相通性的天然优势。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过了光辉的历程。两者的结合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力。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思想需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之中去，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将进一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彻底的理论掌握人，转化为实践的力量。历史有多长，未来就能走多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当前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关头，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文化相结合具有民族文化复兴的内在动力，是接续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探索人类现代化新模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作者分别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