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中医学的曲折发展及其影响研究钱沛涵（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北京 100026）作者简介：钱沛涵（1995-），男，北京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医文化学，中医医史文献。摘要：中国近代医学史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加强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该文以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医学发展历程与文化思潮回顾作为基础，并结合当下社会舆论，得出以下结论：（1）必须高度重视中国近代医学史，不断加强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切实发挥中国近代医学史的借古鉴今、传世育人的当代价值。（2）加快树立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正确导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方法，强化党对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领导，牢牢掌握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主导权和话语权。让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有益启迪。关键词：晚清；民国；近代；中国医学史；文化思潮；话语权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1）04（c）-0136-07Research on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Chinese Medic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QIAN Peihan（China Youth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Beijing, 100026, China）Abstract: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a vital part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Great importance must be attached to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Chinese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thought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ocial public thoughts,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1)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The value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of taking the last as a lesson and pass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should be realized. (2)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rrect orientation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dhering to the Marxist standpoint and analytical methods,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nd firmly grasping the research leadership and discourse power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The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will provid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useful inspiration for consolidating as well as developing socialist ideolog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Cultural thoughts; The right to speak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从古至今，各类史书层出不穷，历史研究者代不乏人，借鉴历史、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宝贵经验， 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回望历史， 中国医学史始终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国历史的浩瀚画卷增添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传承不辍，生生不息。历代史家为医史人物著书立说，如汉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唐甘伯宗《名医传》、宋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李濂《医史》、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等著作均传于后世， 为后世研究中国医学史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基础。聚焦当代， 中国近代医学史应当作为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党和国家要切实掌握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话语权和主导权， 让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充分发挥资政育人、知古鉴今的开创性功能，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历史经验和有益启迪。1 中国近代医学的曲折发展过程1.1 始于清代的“厚古薄今”医学思想清朝是一个以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王朝，其统治期间大兴“文字狱”，导致学术界大兴训诂考据之学，医学领域在获得古籍文献整理研究进步的同时， 思想则遭受严重的制约。庄子曰：“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清代伤寒学派的学术思想就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清初错简重订派的喻昌（字嘉言）以“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为题，对王叔和、林亿、成无己等整理注释《伤寒论》进行贬斥，认为上述作者研究仲景《伤寒论》实为“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其倡导“仲景书原文允为定律”，若有不符，则定为“有罪”[2]。清代中叶辨证论治派的徐大椿（字灵胎）评价《神农本草经》说：“穷万物之理， 字字精确， 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其对《伤寒论》则认为：“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他对张仲景之后的近两千年的无数医家辛勤耕耘一笔勾销， 曾言：“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泛化机。至于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绪余而已。”清代晚期维护旧论派的陈念祖（字修园）对后世历代诸家本草著作的价值与贡献全盘否定。陈念祖在评价后世医家经验积累，用药日益丰富的状况，其《神农本草经读》竟说：“ 沿及宋 、 元诸家 ， 而师心自用 ， 药品日增 ， 经义日晦。”而在评价《雷公炮炙论》时曾言：“流毒之最甚者，莫如宋之雷，窃古圣之名，著为《炮制》，颠倒是非，不知《本经》为何之?”陈修园还效仿徐灵胎撰写《景岳新方砭》，专门攻击张景岳。纵观清代 268 年，以喻嘉言、徐灵胎、陈修园为代表的清代医家的尊经崇古医学思想同封建社会晚期的守旧意识形态如出一辙，阻碍了同时期医学家的革新思想，也迟滞了中医学推陈出新的前进脚步。晚清人心思变，中医也面临改良的压力，但有的医生反对太医院任用西医。李啸云见“近日报纸载有太医院拟整顿医学改用西医之电文， 阅之不胜骇然”，表示坚决反对，王士翘主张“开办医校首宜保存国粹为第一要旨。”中医改良阻碍重重，在周雪樵看来，“夫中国学术之程度，以医界为最低；中外冲突之潮流，以医界为最后，而革新之希望，亦以医界为最难”[3]。当时中医界分为八派，其中皮相派认为“西医长于解剖、刀针，中医长于内科”，堪称“改革史中最古老之反对派，今则医界中尚有极大势力”；所谓乡老派更是“信中医属爱国，视学西医为汉奸”“此八派之人， 合而为阻力， 则欲医学之进步尚不知其何日也”，总之，虽然中医界主张改良越来越成为主流，但依然面临重重困难。1.2 中国近代落后的医学发展观念与医事管理制度清朝统治者对内高压统治，对外闭关自守，政权日趋保守，造成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社会思潮进一步加剧，中医的若干创新发展犹如昙花一现，旋即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以针灸学为例，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歧视，加之封建礼教观念的束缚，造成针灸学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处于停滞甚至衰落的态势。道光二年（1822 年），最后一任太医院掌印御医任锡庚（字修如）的手稿《太医院志》记载，道光帝下令废止针灸：“奉旨：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著永远停止。”这种因陈旧封建礼教的观念扼杀中医科学的事件，对中国医学发展造成严重打击。晚清（1840—1911）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20 世纪伊始，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我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衰败，民生困苦，卫生条件恶化，疫病横行，清政府不仅未能加强医事管理，改善民众医疗保健状况，反而因财政吃紧，缩减医学分科，其处理传染病的医学科目竟遭到废除， 当局的昏聩无能导致公共卫生落后。1907 年 ， 在日本金泽医专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国民卫生会”，其出版的 《卫生世界》杂志上指出，“吾中国土地气水之污恶，救苛除病之未备，不洁之名誉遍传于各国，慢急传染猖狂于全土，无辜生灵之遭伤灭者何可胜数”[4], 因国家公共卫生制度缺失所导致的环境差，疾病多等原因也被归咎于中医，中医学的发展进一步受到了阻碍。北洋政府时期中医进一步被排挤，1912 年袁世凯举行的教育会议，参照日本学制，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壬子，1912 年；癸丑，1913 年），里面完全把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1913 年，教育总长汪大燮连中医界成立学会的申请都予以制止，并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15 年，民间建立的中医学校开始不被政府承认， 而是被归类成卫生机构。北洋政府时期虽然中医一再被排挤，但政府对民间中医的存在大体还是放任不管的。国民政府上台后态度更加激进。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余岩（字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提议，此后连在报纸上介绍中医都是违法的， 民间建立中医学校也一概禁止。在国民政府的打压下，中医的生存陷入困境，数十万中医医生无法营业， 中医研究开始中断甚至后退，中药相关的采摘养殖销售行业也逐渐萎缩。而此时，西医学也未得到良好发展，据 1950 年估算，当时全国西医数量不足两万人， 中医数量不足 50 万人，国民平均寿命降至 35~38 周岁。1.3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西医学逐步进入中国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让中国第一次正视西方文明，西方医学在此背景下传入中国。1835 年，美国传教士伯驾（1804—1888）在广州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伯驾在华的医疗活动有着明显的帝国主义侵略目的。其后继者博济医院院长嘉惠临也是一名传教士， 他在评价伯驾时公然宣称“在西洋大炮无能为力时，伯驾的医刀劈开了中国的大门”。1846 年伯驾在我国第一次使用乙醚麻醉实施手术，深得患者信任，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打开局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纷纷派出传教士到中国各地传教， 在传教过程中以医师身份为掩护的不在少数。19 世纪下半叶 ，来华的天主教会 30 多个，另有80 余个女修会 ，深入我国内地传教 ，他们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和报刊， 并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5]。截至 1876 年，仅新教在华所办的教会医院就有 16 所、 诊所 24 所， 到了 1905 年便分别达到166 所和 241 所。洋务运动开始后， 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虽然起步较晚、进展缓慢，但仍然为我国西医学知识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如丁福保在上海创办了“中西医学研究会”，结合中西医的学界同仁，倡导医学研究。可以认为，晚清时期的中国医学受到西医学传入的深刻影响， 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 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正是在晚清时期，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 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 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日益深入。无论当初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为何，他们创办医学院校，翻译医学书籍报刊，吸收中国留学生到国外系统学习西医学， 这对近代中国医学理论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近代中医文化思潮在当代的影响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近代中国是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历史时期， 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对当今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具有深远影响。近年来中医面临的一些问题，部分滥觞于近代，继而发展演变而来，其背后闪现着近代的影响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疫情多发，医疗水平较低是当时国家医药卫生领域面临的主要难题。四亿七千万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呈现患病率与死亡率较高的不利态势， 直接影响了国家政治局面的长治久安和百废待兴基础上的经济建设。但中西医的关系问题自近代以来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 在余云岫等人的鼓噪下，“废除中医”思想再度回潮，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将“中医科学化”解读落实为“中医进修”的改造工作，并颁布实施《中医师暂行条例》等规章， 以上歧视中医的做法对国家卫生政策的制定产生严重影响。通过近年来的社会舆论可以看出， 在中医学的研究领域中，一些涉及历史定论、文化传承的重大现实问题上，同近代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使得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医学史特别是近代的医学思潮、 医药政策是对历史研究乃至时代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课题。2.1 全面推翻中医———“废除中医”思潮的出现与回潮晚清时期， 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还有西方医学，我国传统医学遭到严重冲击。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思想与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6]。余云岫早在日本留学时即著《灵素商兑》一书以阐发“《内经》之谬误”。他将中医称作“旧医”，并说：“彼旧医之所述，骨度、脉度、筋度、内景，皆模糊影响，似是而非，质以实物，闭口夺气，无余地可以置辩也。”又论经络说：“若乎十二经络，以今日实地解剖勘之，几无一字不谬[7]。”基于此， 余云岫在各种场合建言献策要求政府取缔中医。吴汝纶在《答萧敬甫书》中说：“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疾痼疾,决无延久不决之事,而朋好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愿一试西医,殊可惮吹。[8]”鲁迅在《呐喊·自序》写道：“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9]。1950 年 4 月，余云岫在《医学革命论集》初集三版序言中写道：“在共产党为主体的人民政府的医学教育机构和卫生机构， 当然没有旧医继续存在之余地”。同年 8 月，余云岫在出席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提出《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虽未被采纳，但对后来实施的中医考试登记和中医进修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51 年政务院批准卫计委颁布实施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对中医师资格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对中医函授教育和传统师承方式学习的中医一概不予承认，但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建国初期中医界尤其是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中医中符合资格审定的极少，所以 1953 年的审查结果显示，全国 92个城市与 165 个县中只有 14 000 余名“合格”的中医[10]。无论从当时加快建设国家卫生防疫体系的实际工作需要还是提高中医自身理论水平而言， 号召中医学习西医知识都是必要的， 但当时并未建立中医的专门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 又对中医函授教育和传统师承学习概不承认， 实际上导致中医教育的传承与发展戛然而止。2.2 中医的改良———“中医科学化”思潮与影响陈独秀在 《敬告青年》 一文中曾言：“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11]。”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医的“科学性”表示严重质疑。继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中医科学化”思潮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回应“中医不科学”这一命题而提出的改良主张。朱松认为，科学化即“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固有医学”[12]；张忍庵指出 ，科学化即“合理化”[13]。但以上表述均表达了对中医理论的否定和怀疑。叶古红发表《中华医药革命论》，明确指出“谶纬的五行生克说，在所必废”[14]，陆渊雷 《从根本上推翻气化》写到，“气化之说”上不闻于秦汉，下不见于晋唐，仅是金元之后诸家好大蹈空之言[15]。谭次仲则称：“今若不曰气化而曰生理、病理、药理，不曰风而曰脑， 不曰湿而曰胃肠， 即所谓科学化矣。[16]”可见，当时的“中医科学化”思潮具有明显的片面性， 对中医理论的重建只是简单地以西医名词进行替换，其实质是将中医“全面西化”，是对中医传统理论及其成果的否定和无视，但从实践来看，中医科学化的主张敢于正视中医理论体系中的糟粕，坚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理论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卫计委组织开办中医教育，于1951 年 12 月颁布实施了 《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但其实质上不是“培养新中医”的教育，而是对现有中医进行“理论改造”，以西医的理论和技术改造中医，与“中医科学化”思潮一脉相承。21 世纪以来 ，我国中医学理论水平发展迅速 ，临床实践能力快速提高，但“废除中医”“中医不科学”的杂音依旧不绝于耳。2006 年 4 月，中南大学的张功耀声称：“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 中医中药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道路， 约束了人们对病理和生理的理解；从尊重科学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既缺乏经验基础又缺乏逻辑基础[17]。”此文一出，舆论哗然，中医存废问题似乎卷土重来。科普作家方舟子主张 “废医验药”，他认为，中医的唯一出路是“废医验药”，废弃其非科学的理论体系， 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中药和其他中医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18]。唯有“废医验药”，中医才会融入现代医学之中， 变成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中医的贡献才会得到认可和保存的看法一时间甚嚣尘上。20 世纪前 50 年是中医学发展的黑暗时期 ，思想上对中医等传统文化的排斥， 片面强调西方文化和技术的优势，政策上主张“全盘西化”，对废除中医思潮的推波助澜等， 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中国近代医学发展严重滞后、 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纵观近代中国医学发展历程，可以说在曲折的前进道路中汲取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世深入研究。3 科学研判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状况牢牢掌握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话语权， 首先需要科学研判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状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 其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 2 个方面。第一， 建国初期的医学史研究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在教育科研，机构编制、统筹规划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国家科委颁布的《1963—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中的医学科学技术部分专设医学史作为研究项目，并将中国医学通史（含近代）列为中心问题之一。此时期的研究主要于古代医学人物、专科史、疾病史方面有着较为深入的进展， 但中医通史及近代史方面则没有明显进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著作不断涌现。赵洪钧于 1989 年付梓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把医学发展置于近代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1990 年李经纬、鄢良等人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讨论了随着西医学传入，在中国医学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潮及其文化根源、 基本思想和代表人物的观点。1999 年邓铁涛主编的《中医近代史》对中医在 1840—1949 年之间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 同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由邓铁涛、程之范主编，其时间范围自 1840 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分为中医篇、 西医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医药卫生事业 3 部分[19]。2009 年 5 月 ，医学史被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的二级学科，标志着医学史已经具备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专业研究人员队伍，有关专著和出版物不断问世。值得关注的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编撰的地方科技志、卫生志等正在稳步推进，部分已经结集出版，为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目前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硕果累累，高水平的学术文章、相关的断代史著作、各级有关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不一而足， 但对涉及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科学评价人物事件的重大选题着力较少，特别是将古代医史人物现代化的倾向较为普遍，在史料的分析上往往出现绝对化、片面化或模式化，使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未能很好发挥传世育人作用。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功绩即他在广州的鼎力禁烟。然而不该被遗忘的是他禁烟的功绩又与其中医药学知识背景密切相关。目睹鸦片流毒的严重危害，林则徐想依靠中医药戒断毒瘾，在给道光帝上书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云：“臣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久经采访各种医方，配制药料，于禁戒吸烟之时，即施药以疗。”基于此，林则徐与江南何氏医学传人何其伟联手研制了 “戒烟断瘾方”，被称为“林文忠公戒烟方”。林则徐在《戒烟断瘾前后两方总论》中，对鸦片在人体上造成的病理性危害和禁烟瘾药方的药理作用， 仔细陈述并一一讲解[20]。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中，创新性地运用中药戒断毒瘾， 为我国近代历史上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谱写灿烂篇章。4 必须高度重视中国近代医学史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中国，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帝国主义列强侵占统治、 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日趋激烈的政治变革时期，也是一个由乱到治，由衰败落后到图强进步，对比鲜明的历史时期。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世界医学史的研究方法传入我国，中国医学史的相关理论研究取得一定发展，如 1910 年陈垣在《光华医事杂志》上发表《中国解剖学史料》，1916 年俞凤宾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中西医之沿革》。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陈邦贤是我国医学通史研究的开创者，1920 年其首部《中国医学史 》出版后 ，1936 年其第二版 《中国医学史》被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的广泛赞扬。此后，我国一些医学史的著作相继面世，如 1932 年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等。在此时期，我国医学史的研究偏重于医学起源、疾病史、医学人物等方面，与同时期的西方医学史研究相比较，在妇科学、儿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因学、免疫学、传染病学等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提出，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冲突”[21]。中西医之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又一次碰撞， 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的第一次交锋。中华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创造的,所以带有鲜明的民族性; 中华文化又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创造而连续存在,故而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仅从时代性上看，近现代的中西医处在不同时代发展阶段。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和人体解剖学的确立与发展, 促进西方医学开始从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转变， 西医进入高歌凯进的大发展时期[22]。工业革命促进了临床医学仪器的发明并使麻醉和消毒等手术条件得以改善，西医外科技术发展迅速。19 世纪中叶后西方医学取得突破性进展，如细胞病理学、微生物病原学、免疫学理论体系相继建立，以及青霉素的发现[23]。近现代西方医学在摒弃“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方医学是一门已经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世界医学。较西医而言， 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医还没有完成科学化和现代化。中医学是中华文化中的科学瑰宝，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在当时被人们广泛质疑，可见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医学科学性不强、适用性不够，即当时的中医发展症结在于预防、治疗疾病的效果远不如西医。中医和西医的交锋，主要取决于各自的理论科学性以及治疗有效性。中西医交锋还与医师的职业素养和技术水平，医疗环境的优劣，就诊舒适度等密切相关。恰恰就在近代时期，中医总体上缺乏活力， 泥古空谈之风弥漫， 迷信巫医甚为流行，患者医家互不信任，积弊日久，与西方医学进步、民众对健康需求比较相差甚远。且当时中医行业中，庸医误治致死事件较以往更为多发，庸医杀人，坐堂医谋利，名医切脉陋习等时常见诸报端，个别中医素质低下，迷信鬼神[24]。恽铁樵曾回忆道：“晚近中医，本为最衰落时代，不知《内经》为何物，几乎百人而九十九。乃自我生之初，至于今日，举国视《灵枢》《素问》为绝学，无一人能言其理者。西学渐东而后，为西医者类勇猛精进，为中医者类故步自封。[25]”中医在这百年之中， 既是遭受了封建社会晚期的剧烈动荡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残酷取缔导致濒临灭亡的血泪史， 也适逢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创新的重大历史性机遇。中国医学史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 我们唯有充分重视中国近代医学史、 不断加强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 才能切实发挥中国近代医学史的借古鉴今、传世育人的当代价值。5 加快树立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正确导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今后，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史要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牢牢掌握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不断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为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历史借鉴和精神动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方法，始终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体系作为不懈的学术追求。不同的观点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受不同时期的不同哲学思想的影响。邓铁涛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命运是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紧紧相连的， 所以研究中国医学近代史必须首先透彻地研究我国近代的历史背景。[26]”因此，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史， 总结其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否则很难对中国近代的不同医学思想对医学发展的影响作出正确判断， 也不能对中国近代诸多医学家所受到的不同思想意识、 宗教观念、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医史研究工作者要把个人的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密结合在一起。医史研究工作者要始终以问题为导向， 以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重大实践与政策问题，以社会大变革时代和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 以中国丰富多彩、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变革中的社会生活，作为开展创新研究的源泉活水。参考文献[1] 周群.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N].人民日报,2019-01-14(09).[2] 李经纬.中医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3] 周雪樵.医学通论之绪论[J].医学报,1907（68）:2-4.[4] 日本留学生 . 中国国民卫生会叙文 [J]. 医学报 ,1907（69）:3.[5] 郭嗣法. 论医学科学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作用下的发展及其趋势———兼论中西医 “PK”[J]. 医学争鸣,2010,1(5):7-12.[6] 郝先中.俞樾“废医存药”论及其历史影响[J].中医文献杂志,2004,22(3):4-6.[7] 余云岫.医学革命论初集[M].上海:余氏研究室,1950.[8] 张勇. 偏激与折中———试析近代国人对待中医的态度[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19-23.[9]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朱建平.百年中医史：全 2 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1]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1):1.[12]朱松.中医科学化是什么[J].医界春秋,1931（66）:1.[13]张忍庵.国医科学化[J].医界春秋,1933（85）:19.[14]叶古红.中华医药革命论[J].医界春秋,1930（49）:1-2.[15] 陆 渊 雷 . 从 根 本 上 推 翻 气 化 [J]. 中 医 新 生 命 ,1936（11）:56.[16]谭次仲.论国医非科学化则必亡及略举科学整理之方法[J].中西医药,193,2(2):47-2.[17]张斯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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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清Yang Yong-Qing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省部共建上海中医健康服务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育部中西医结合教指委委员，第三届全国高等学校中西医结合类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中医针灸防治哮喘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五大文明发源地都孕育了自己的科学和医学。然而，世界是一个整体，科学是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关于世界的各种科学认识，只要是同一门学科，研究同一个对象，那么，这门学科关于该对象的所有真理性认识，最终必将融合为一元化的统一体系。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经过几千年发展的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大多数学科已经统一并融合到现代科学的一元化体系中，只有医学尚未实现统一。医学作为科学整体的一部分，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一样，不同的研究成就必然要融合到这个统一的体系中，这是中西医统一的历史必然性。现代科学是历史的产物而非逻辑的必然。医学也是历史的，虽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文明的医学各有其特征，但是探索生命知识、治病救人、维护人类健康是东西方医学共同坚守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东西方的医学思想和伦理价值都有其一致性和共同性。知识的大综合是时常进行的。站在科技文化传播的视域下回顾东西方科技、文化以及医学的交流历史，就不能把中国医学简单地当作是中国的。中国医学的发展历程说明其本身也是世界的，因此将中国医学与现代医学融合在一起创建未来新医学有其历史、科学和现实基础。正如李约瑟“世界科学演进律”所启示的那样，医学研究对象的高度有机性决定着，与其他学科相比，中西医的统一时间要晚一些，过程要长一些。一、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与传播背景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各学科体系和许多生产技术趋于成熟，基本形成了以农学、医药学、天文学、数学四大学科为标志的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总特征。随着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打通，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流则更加繁荣，中外科技交流盛况空前：一方面，我国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向外传播，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和文明史上做出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从交往的各国各民族中汲取其先进的成果，充实我国的文明宝库。这时期的明显特征是中国科技对日本、印度以及中亚、西亚各国各地区的输出和影响，如：日本采用中国历法、效仿中国建筑，数学经印度、阿拉伯国家西传，波斯掌握了丝绸技术，大食国（伊斯兰帝国）造纸和纺织技术的兴起等。宋元时期，中国科技高度发达。随着交通的发展，各国民众流动日趋增多，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进入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的新阶段，中国以博大的胸怀接受西方科技。这一时期，中国在数学、医学、天文等方面对世界科技的影响不断深入，陶瓷、丝绸、建筑三大技术与人才输出到西方，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开始深刻影响中亚、西亚和欧洲。同时阿拉伯文的数学著作、天文仪器、回回药物、西域水果蔬菜、中南半岛的“占城稻”和高丽的“黄粒稻”等也引入中国。明代初中期（16世纪之前），中国在一些科学技术领域依然领先，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领先世界，随着建筑技术、黄河治理、商业数学、传染病与外科学、声学等方面的发展，明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及著作相继涌现，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明代晚期，耶稣会士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翻开新的一页。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获准在肇庆居留和开堂传教，基督教由此正式进入中国。这一时期，传教、贸易、科技传播相互交融的西学东渐，使得科学与技术对中国影响更为深远。通过书籍的著述和翻译，西方的科学、文化、艺术等开始传入中国，少数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科技有优于中国之处，但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学术优越感，受到重视的多为技术，如天文历法、地图以及测量仪等“西洋奇器”。其间中国科技也有了“会通以求超胜”的际会，但18世纪到19世纪初，终因对西方宗教和科技的全面抵制而失去了机会，中国科学家的“会通”变作从中国古籍中寻找西学之“根”的“西学东源”考证，西方科技未能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中国科技领先世界逾2000余年，在此优势下，近500年来，西方科技对中国科技的传播与影响经历了西学东渐、中西汇通、西学东源、中体西用、师夷长技、科技转型等阶段，这与西方医学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基本一致。二、东西方医学交流与传播历史秦汉时期，中国医学建立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学理论与诊断、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药物功效与分类，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处方诊疗，以华佗为代表的临床实践分科，构建了中国医学学科的基本体系。中国医学对东南亚的影响深刻，日本、朝鲜的传统医学几乎是中国医学的翻版，越南、泰国等东南亚诸国的传统医学则深度融合了中国医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印医学在药物、技术上有所交流，但相互影响有限。（一）中国医学广泛吸纳外来药物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医学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传播入西亚、中亚诸国，与西域古典医学逐步产生交流。随着东西方商贸与科技文化交流，香料和药物成为互通有无的商品，一些本不属中原的物产，如葡萄、红蓝花、胡桃、胡荽、安石榴、大蒜、苏合香、乳香、没药、肉豆蔻、象牙、犀角、玳瑁等进入中国。这些外来物产传入中国后，在中药取材广泛的环境下，部分得到了中国医学对其性味功效的阐释，作为本草药物逐步融入中国医学。成书于汉代的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薏苡仁、葡萄、胡麻、犀角、菌桂和戎盐等外来药物。隋唐五代时期，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大食帝国，控制的疆域包括西亚、北非和西南欧大片地区。大食国通过陆、海两路与中国进行频繁的官方和民间贸易，遣唐使节多次贡献方物，其中的香药有熏陆香、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龙脑香、金颜香、蔷薇水、栀子花、血竭、腽肭脐等数十种。唐五代时波斯裔四川人李珣所著《海药本草》载有多种西域药物，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外来药物的专著，书中产自古时新疆及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药物计39味。唐代苏敬等奉敕编撰的《新修本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记载了近百种至今仍在应用的外来药物。宋金元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商业交通的发展，外来药物不仅在品种上逐年增多，而且数量巨大，并影响到中国医学的方剂配伍。《宋会要辑稿》记载，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宋政府公布的输入药物品种有降真香、檀香、丁香、木香、龙脑、胡椒等37种，至绍兴三年（1133）已增达200余种，绍兴十一年（1141）扩展到了300余种。数量上如《粤海关志》中有“明、杭、广州市舶司，博到乳香计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的记载。宋政府修订的《开宝本草》载药982种，其中就有不少新增的外来药物，如胡黄连、白豆蔻、益智仁、芦荟等。宋代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收载的外来药物达200多种，有苏合香、必栗香、檀香、安息香、返魂香、零陵香、艾纳香、迷迭香、降真香、兜纳香、丁香、青木香等。这些外来药物中大量香药逐渐被医药家广泛接触，并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香药，逐一体察性味，确定功效，将香药融入中药方剂，与原有中药配伍使用，甚至以其为君药入方。北宋王怀隐等奉敕编写的《太平圣惠方》中以香药命名的方剂达120首，如乳香丸、沉香散、木香散、沉香丸等。宋太医局奉诏广征民间验方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亦有大量方剂使用香药，并出现了一些至今仍然在运用的千古名方，如至宝丹、苏合香丸等。宋代医界好用香燥药物甚至一度达到了过用、滥用之程度，成为元代医家朱震亨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创立滋阴学说的肇始。元代设立的“广惠司”，以阿拉伯医生治病，专用回回药物，并设立专卖阿拉伯药物“回回药物院”。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也注意搜录了前人本草未载的外来药物马思答吉、必思答等一些回回药物。《回回药方》则以阿拉伯医学为主体，多用芳香开窍类药方，丰富了中国医药学。明代郑和7次下西洋，访问了欧、亚、非三大洲30多个国家，每次都带回许多丰富的物产，其中外来药有胡椒、血竭、乳香、没药、芦荟、安息香、苏合油等。《本草品汇精要》（1505）中新增的外来药物品种达到40余种，如樟脑、儿茶、罗斛、葫芦巴、紫梗、乌木、麻藤香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吸收外国药名85个并注明语源，其中新增加的有乌爹泥、阿芙蓉、番木鳖、巴旦杏等14种，同时还收录了罂粟膏、红砂糖、阿魏等外来的制药方法，为研究中外医药交流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也重视外来药物的价值，收录了外来药物47种之多，有阿勃参、番薏茹、帕拉聘、查克木、拔尔萨摩、伽南香、特迦香、气结、金鸡勒、天师栗、海梧子、千岁子、夫编子等，可称为清代吸收外来药物之范本。书中记载有炼强水法以及日精油治疗创伤的方法等，这些西医学的制药技术等对中药学亦有所影响。（二）中国医学向西方传播阿拉伯医学被誉为“中世纪医学的灯塔”，对欧洲医药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医学对西方的影响以阿拉伯国家为媒介，从追求长生不老的生命理想而创造的炼丹术开始。唐时长安的胡商十分注意经营和收集中国炼丹所用的原料、药物等，炼丹术士会将所炼金丹售予胡商，同时对一些未备难见之药反有求于胡商。唐五代时期的阿拉伯名医拉齐（Abū Bakr Muhammad ibn Zakarīyā al-Rāzī，欧洲称之为Rhazes或Rasis，865—925）曾受学于巴格达译学馆，该馆翻译过许多中国丹书，拉齐的秘典于1187 年由意大利人克利蒙特的杰拉尔译成拉丁文，炼丹术由此传入欧洲，展现了长生药-炼丹术-医药之间的某种辗转相传、变换沟通的关系。成书于11世纪初（北宋初年），由“阿拉伯医学王子”美誉的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阿拉伯世界称之为伊本·西拿）编写的《医典》（Canon of Medicine）作为世界医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医学经典，长期被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欧洲和北非诸国奉为医学指南，作为权威性的医学教科书沿用了700余年。《医典》中明确指出有17味草药从中国进口，包括细辛、姜黄、桂枝、肉桂（原文称之为“中国树”）、中国药用大黄、中国荔枝、天然樟脑、西藏麝香、芦荟（又称“印度木”）、檀香、产于中国海的玳瑁、莪术和郁金等中药种类。《医典》“脉论”中还记载了48种脉象，与盖仑脉学机械组合的复合脉不同，其特点更接近于中国脉学体系，尽管也有认为《医典》脉诊同中医脉诊之间从内容上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与盖仑脉诊关系更密切，三者之间的历史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1313年，波斯大史学家拉施特主编了一部有关中国医学的百科全书《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原名《唐苏克拉玛》），向阿拉伯国家系统介绍了中国医学的脏腑理论、生理病理、解剖图谱、脉象诊断、疾病治疗等。在全球史的视野下，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其结果被称之为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发生在东西半球间的植物、动物、食物、人群（包括奴隶）、流行病和文化的广泛交流互动，中国医学的大量文献资料也在这一时期被运送到欧洲。如1575年西班牙人马丁·德·拉达（Mardin de Rada）进入福建地区探访，撰写《记大明的中国事情》，收集大量学术书籍，涉及占星术、天文学、算学、律法、医学、经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中国医学典籍、医论、本草、医方、针灸等。出生于波兰御医家庭的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被认为是第一个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医学的欧洲人。1656年，他以拉丁文编写图文并茂的《中国植物志》在维也纳出版，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植物学专著。同时卜弥格开始将中国脉学理论、中国最早的舌诊专著——元代《敖氏伤寒金镜录》翻译成拉丁文。1671年，一部讲述中医脉学的《中医秘密》在法国出版。1682年，德国医生、博物学家克莱耶尔（Andreas Cleyer）的《中医指南》在法兰克福出版，该书是全面介绍中医理论、舌诊、脉学的专著。1683年，在日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瑞恩（Willem ten Rhijne）编译的《针灸》在伦敦出版，东方的针灸术第一次有了西文名称（acupunctura）。1686年，中医脉学的专著《中医钥匙》在纽伦堡科学年鉴上发表，由门采尔和卜弥格、克莱耶尔共同署名。1735年，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根据耶稣会士写回法国的通信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其第3卷为中医专辑，包括《脉经》《脉诀》《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等，还列举了许多中医处方。这些中医专著以西语连续问世，将中医切脉术、舌诊术、针灸治疗以及中医方法与理论等专业知识传入西方，将欧洲的中国热推到一个小高潮。随着中国医学向西方的传播，显现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在这场跨文化传播的医学活动中，担当主角的都是西方的医生、药剂师和传教士，而中国的学者和医师未见踪影；二是这一过程发生在欧洲医学由传统自然哲学向近代实验科学转型的突破性阶段，欧洲科学界按照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和实验医学为手段的科学标准评判中医，视野所及的阴阳五行、精气神和经络等都是不可触摸、不能进入实验室体系的模糊知识，因此产生中国传统医学不科学的论调，傲慢与偏见也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并在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和医生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三是中医西传除了针刺技术仍在应用外，中国医学并没有对西方医学产生深刻影响。也有人认为，其结局本质上是以近代科学术语解读传统思维，以现代医学概念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医学用语，甚至扭曲传统中医所包含的内涵。（三）西方医学传入中国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明代以前传入我国的大多属于阿拉伯等西域国家的古代传统医学；二是明末清初所传入的西洋医学，其本质仍旧是欧洲的古代医学知识体系；三是鸦片战争之后，所传入的属于近代科学的西方医学知识。希波克拉底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与教会在中国的兴衰过程密切相关。公元前2世纪前后，印度佛教传至阿姆河流域及帕米尔地区，随之而来的西域僧人夹杂着西亚民族医药内容流入中国。据《新唐书》记载，拂菻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为穿颅术传入中国的记载。其时亦有药物传入，《旧唐书》载拂菻国于“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由许多药物组成，其中含鸦片。西方对中国的第一次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唐贞观九年（635），耶稣会士东来传播景教，直至唐武宗“会昌灭佛”（845），历时逾200年。景教的东传主要使西方的医学知识传入中国，尤以眼科和外科手术见长。晚明传教士的活动大多局限在澳门地区。1569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加奈罗（M Carneiro）在澳门设两所西式医院，收治教友并救治教外人士。1579年，澳门建有麻风院1所。1622—1623年，瑞士医师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拉丁文名Terrentius）在当地进士的协助下，口译《人身说》一书，经山东道士毕拱辰润定并更名为《泰西人身说概》于1634年出版。邓玉函也曾参与翻译《人身图说》，有抄本流传。两书合并是西医解剖学第一次完整译入中国。1805年，船医皮尔逊（APearson）在澳门和广州地区为中国人施种牛痘，并出版《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清皇朝加强专制和全面禁教，包括西医在内的西学传入与研究呈现明显衰退。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 Parker）在中国商人资助下在广州开设可容纳百人候诊兼备10余张病床的“新豆栏医局”，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式医院。1838年，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旨在传播医学，筹办医院图书馆，培养中国学生。1851年，英国医学传教士合信（B Hobson）与中国士大夫陈修堂合作编译出版了近代中国第一部西方解剖学与生理学书籍《全体新论》，并创造性地从中国医学书籍中直接引用或借鉴相关解剖与生理术语进行翻译，书中还附有200余幅精细的人体图谱，此后西医解剖生理学译著出版进入高潮。1866年，美国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与中国第一位西医留学生黄宽在广州共同建立“博济医校”，成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医学校，亦是第一所培养女医师的医学校。之后医学校在全国多地开设，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1871年，京师同文馆聘请英国医师德贞任生理学教习，向中国士大夫讲授医学和生理学，成为中国官方西医教育的开端。1882年，上海同仁医院的文恒理在医院内设立护士培训学校，开始培养中国护士。1886年，由医学传教士组织创办的中华博医会在上海成立。1887年，《博医会报》在上海刊行，是为《中华医学杂志》的前身。1890年，博医会成立“名词委员会”负责西医名词术语统一工作。1894年，《疾病名词词汇》出版。1898年，《眼科名词》出版。1908年，《英汉医学词典》出版。这些为后来医学名词统一奠定了基础。1897年的教会统计显示，在全国660余所教会医院中，39所有医学教育或培训记录。以教会为主导的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也有三个特点：一是经历了从遭拒绝无人诊治，到穷人才看西医（因免费）、中医看不好再看西医，到穷人富人都看西医，再到富人才看得起西医的蜕变；二是中国人和学习西医的中国医师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一开始协助西医著作翻译的毕拱辰，在医学临床和教育领域承担起西医科学传播重任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创始人兼校长、中华医学会创始人兼首任会长颜福庆，开创中国人翻译西医文献先河并将西医知识由西文转向借鉴日文译本且译著等身的丁福保等；三是对整个中国医学体系的发展格局产生了深刻且深远的影响，中西医汇通、中西医之争也由此产生。三、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汇通是东西方科技文化汇通的缩影。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到中国，他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介绍到了中国，当时的士大夫重视西学知识排斥宗教思想，正是在知识层面上，西学与经世之中学找到了契合点。以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一批晚明学人倡言实学，注重实政，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在总结古典科学、汇通西方科技、实现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西学汇通的现实基点。1641年刊行的方以智《物理小识》，将万事万物分为天类、历类、地类、医药类等15 类知识，每类都采用中西学说，以中国古代的格物理论，对当时中西方各种学科进行深入的理论总结，努力在各个领域汇通中西。清初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综合中西算学会通研究，为中西算学的融合作了有益工作。王国维（1877—1927）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成为汇通古今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先驱。这些中西学科技文化汇通先驱者的共同特点是：学识渊博，融贯中西，海纳宽宏，开明务实，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甘落后、奋发有为的精神；同时科技文化的中西学汇通也为中西医汇通奠定了扎实的社会思想基础。在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医中，方以智（1611—1671）在《物理小识》（完稿于1643年，出版于1664年）中引入脑的记忆学说，是中医有文献记载的最早、最有影响的西医内容之一，中西医汇通也正是肇始于脑的认识。明末医家王宏翰（1648—1700）以1692年出版《医学原始》为标志，强调中西学理本归一致，中医学理与西医之说亦当汇通，成为比较系统的中西医汇通理论第一人。汇通的主要特点是把西方“四液体学说”引入中医，与阴阳、脏腑学说融汇而提出“太极元行说”和“命门元神说”，并用西方胎生学理论解释命门的形成。1694年，汪昂所著《本草备要》载：“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提示明末进士金正希已经接纳“脑主记忆说”，在思想上实现了中西医汇通。1765年，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出现了吸毒石、日精油、药露等西方药物。清代医学家王学权世家的《重庆堂随笔》（1808年撰写《医学随笔》，1852年，由其曾孙清代名医王孟英刊行改为现名）将中西医知识进行比较，引入泰西胰脏概念和功能，主张中西方人脏腑结构一致的观点。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医进入了全面汇通的新阶段。朱沛文（约出生于1851—1861年，卒年不详）认为拥有共同的解剖结构是中西医能够参合的基础，中西医理论各有优劣，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其《华洋脏象约纂》载“夫以医治人身之道，确乎有象可据”，又载“华医未悉脏腑之形状，而但测脏腑之营运，故信理太过，而或涉于虚……洋医但据剖验脏腑之形状，未尽达生人脏腑之运用，故逐物太过，而或流于固”。全面推行中西医汇通的唐容川（1862—1908）所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1892—1908），引用西医解剖生理学知识对中医经典进行全面新阐释，采用以中说理论为干、西说解剖为辅以补偏救弊，保存《素问》《灵枢》精华，吸收西说形迹解剖之学。张锡纯（1860—1933）作为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取西医之所长，以补中医之所短”，合中西医融贯为一的中西医汇通思想，认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成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为指导，西药中药化，中西药合用，首创中西药结合方剂—石膏阿司匹林汤。这一时期中西医汇通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为大、以古为是。表现为中医名家在博览西方解剖生理的基础上，基于“无论中西，人体一致”的认识，通过中西医参比和对中医经典的反观，力求对中医理论基础进行充实和完善，以中国传统医学对西医的吸收、引进和融通为基本特点。四、中西医之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一场浩浩荡荡的“西学救国”思潮开始在中华大地迅速漫延。正如西学东渐医学当先一样，中国传统医学在这场挑战中也是首当其冲。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医学救国论”成为最时髦的名词，医学逐渐从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层次，成为促进变革、挽救国家的一种方略。尽管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废止汉方医对中国的中西医之争影响深刻，但这种论争基本上是一场中国人的“内战”，特别是在争论激烈之时几乎没有外籍人直接参与。清末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其全盘否定中医的《废医论》（1881），源自家人近亲结婚的疾病灾难，后又因为自己用中药疗疾抗衰而修改为废医存药的《医药说》，最终因尝药施药颇有“神效”的亲身实践又证明了他废医言论的荒谬。俞樾对待中医的态度纯属个人行为，他从未向政府提出过“废医”的主张。1871年同文馆设立医科，1881年李鸿章创办北洋医学堂，由于没能培养出自己的医学人才，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重大决策始终掌握在洋务派手里。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时，就曾有人奏请设西医学科，当时没有得到批准。1903年，在清政府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这一建议得到落实，将医科大学分医学和药学两大类，在29科医学和17科药学课程中，中医、中药各占一科，中医在医科大学教育中实际上已是虚设。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太医院被废弛。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具明显西化色彩的大学规程，中医、中药被完全排斥在医学之外。同年，曾任清朝日本留学生监督，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时表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成为第一次官方人士“废止中医”的明确言论。留日医学生余云岫1917年发表著述《灵素商兑》，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批得“体无完肤”。1925年，中国教育界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但遭西医界上书抵制，被教育部以“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而拒绝。1928年，陆渊雷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辛辣地抨击西医，与余云岫同一阵营的汪企张发表《想和旧医赌一赌》回击。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但出席者仅十余位西医界代表，中医被完全排除在卫生系统之外。会上余云岫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最后通过“废止中医案”，内容主要包括旧医需要登记、领取执照、禁止开办旧医学校等。此案的出台，不啻将中医置于灭亡之地，中医界不得不挥戈上阵，打响生存保卫战。同年次月，由上海中医界发起了赴南京请愿团，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蒋介石接见了请愿代表团，表示“他对中医是信任的，对中医持绝对拥护的立场”。几天后，国民政府下达公文，“废止中医案”以暂不执行而告结束。但一个月后，卫生部禁止中医使用西医西药，教育部也规定中医学校一律改为“传习所”。此后国民政府歧视中医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不断抗争几乎成为这段时间中医的特有形象，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也有不少名中医，包括陆渊雷、施今墨等，积极反思摒弃中医理论中过于玄虚的学说，试图将中医理论以现代科学加以解释并规范。这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争论甚至废弃，除了政治需要，还涉及以下内在缘由：一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扎根中国大地，为世代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丰富的理论和治疗体系也被东南亚广泛接受，并传播到西方国家，然而随着近代西方医学体系传入中国，中国传统医学的缺点呈现了出来。西医进入中国并快速立足，有赖于无菌和麻醉带来的眼科、外科优势，这是中国传统医学长期的弱项（尽管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华佗外科手术的记载）。二是中国与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对科学的认识存在明显不同，早在中国医学向西方传播期间，西方医学家就持有中国传统医学不科学的论调，流露出来的傲慢与偏见深刻影响着到欧美和日本学习西医的中国留洋医生，这些医生日后成为反对中国传统医学的主力军。五、中西医结合1949年，废止中医思想回潮，中医面临“科学化”改造。1949年9月，余云岫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召集了一个“处理旧医座谈会”，提出速即革除任何方式的中医教育，登记的中医须西医化训练。前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发文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1951年卫生部相继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等，限制中医执业，用“科学医”改造中医进修教育，使中医学面临着不能正常传承和发展的危险。1953年，毛泽东对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方面的错误提出批评和指示。1954—1955年，《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中医重获发展生机。1954年，毛泽东指出“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并特别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1955年底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同时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班，开创了西医完整系统学习中医的先例。经过学习的医师，已经不同于一般的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两套技术进行临证、教学和研究工作。1956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中指出“要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是最早提出中西医结合并赋予明确内涵与目的的表述。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随即在全国掀起了中西医结合的热潮。1970年，在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发出号召称“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并作出重要指示：“中西医结合是件大事，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中西结合要通过实践形成风气。”1985年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91年全国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及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中西医并重”正式成为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之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的讲话指出：“中方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明确：“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2017年，“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随着国家中医药政策的稳固和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中国医学在医学理论与临床治疗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肾本质研究、针刺麻醉、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四诊客观化、活血化瘀研究、青蒿素的发现、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等，为中国医学在更高质量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社会与科学基础。中西医结合是以中西医团结合作，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为目标而提出的，实际上是世界科技文化与医学的交流与传播在中国医学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并将随着医学科学需求的提升，而演进为中医、西医有机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医学体系。六、中国未来新医学（一）概念提出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都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治疗等规律的科学。中西医学虽因各自起源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而导致基本理论的不同和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中医和西医，但二者都建立在对生命活动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因而中西医是可通的。1928年，张锡纯通过比较中西医解剖生理，具备了中西医学理原本一致的思想，“夫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于胸中”。1933年，陆渊雷“医药所以救疾苦，免夭折，人命至重，苟有良好方法当一律研究采用，不当存在中西门户之见。是以仆之志愿，欲冶中西为一炉，使中医研究西医之科学原理，使西医采用中医之简效疗法，盖不但望中医得西法而言归实际，亦望西医得中法而更有进步也”。时任商务印书馆医学编辑的程翰章先生也在《西医浅说》中认为“医学的中心目标是替病人解除肉体的痛苦”“原始时代，西方医术，也很幼稚，很有许多与中医有不谋而合之处”“医学是世界所共有，原无所谓中西”“中国人业西医者，应当循科学的大道，为未知事物的阐明，以贡献于全世界人类，这一种发明新学识的使命，为全世界医学者所共有”。中国新医学由毛泽东于1954年7月9日提出：“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1956年毛泽东再次讲到：“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2008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在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都有各自的认知方法和理论体系。但它们都是以研究人体为对象，都是探索人类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都共同参与担负着保健健康的作用，因此现代医学与传统医药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与歧视，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一个相互学习、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要逐步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建立融中西医思想为一体的新医学。这种医学兼取两长，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2019、2022年肿瘤学家汤钊猷院士两次出版关于创中国新医学的专著。（二）理论框架中西医学，相互借鉴、各取所长、优势互补，未来融合形成一种新医学是医学发展的总体趋势。真理只有一个，对于同样以人类生命健康为己任的中医和西医来说，也当只有一种医学。当疾病能够被治愈时就只有一种方法、一种医学，不会有中医、西医之分。但当疾病没有治愈的方案时，才会出现不同医学的各显神通。目前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共存，说明医学的未来存在很大发展空间，人类生命健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想的医学，是没有医学的人类生命健康，如果有的话，这时的医学也只能是一个，融汇中西医的未来新医学。那么，中医、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必然存在其共同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目前的西医分析有余，把人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整合不足，中医一向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对构成机体的组成要素分析不足。把中医、西医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我们认识事物当在考虑事物整体系统的同时分析其构成元素的关系，在认识事物构成元素间的关系时不忘事物系统整体及其与它事物系统的联系。一切综合概念都是通过对立物的统一而产生的，阴阳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概念。阴阳学说给出了我们两个最深刻的启示：第一，世界万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系统，这一整体系统由相互联系而又制约的各子系统构成；第二，研究世界万物必须从整体系统入手，从整体到整体对不同等级的整体系统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五行学说说明，整体系统由不同性质的结构元素构成，组成整体的不同性质的结构元素间相互联系。就构成整体系统的结构元素间的相互关系而言，五行学说是一种理论模式，其关系式是：N（N-1）。这一关系式摆脱了五行的束缚，可以运用说明任何构成复杂的整体内结构元素间的相互关系。阴阳、五行学说起源于不同的概念认识，代表两种不同的认识事物的理论，即从整体或构成元素（分析）的方面认识事物。伴随着阴阳、五行的诞生，也就出现了阴阳五行的融合。五行融于阴阳，用于说明阴阳学说各系统整体间的相互关系。阴阳渗入五行，给五行学说的元素间相互关系增加了量化的度的概念，超过了这种限制即可破坏各元素构成的整体的相对平衡状态。我们认识事物也当在考虑事物整体系统的同时分析其构成元素的关系，在认识事物构成元素间关系时不忘事物系统整体及其与它事物系统的联系。这正是中医、西医理论融合的基本哲学思想。将人体作为一个由结构元素构成的整体系统，把上述中国自然辩证法、阴阳五行思想的基本内涵应用到医学中，可以得到中西医理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点：第一，人与自然共生（天人相应）：人体是一个独立的功能性整体系统，是世界系统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体系统与外界环境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第二，脏器组织相关：构成人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协调一致共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每一部分的变化都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部分的功能状态；第三，自稳态调节：构成人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维持人体正常功能活动上的相互影响与调节是有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改变或破坏部分的正常功能，并逐渐波及整个人体生命活动。这三种认识作为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基本思想，已被广泛应用，不为新奇。目前在当代医学中也正在得到充分体现，这与现代科技与医学的发展不可分割。现代医学已经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共生，人与外部环境休戚相关。自然环境包罗万象，大到宇宙空间、地球理化、生态系统等，小至无机物、有机物和其他物种等。社会因素同样复杂，如人口、政治、种族、婚姻、社交等，它们都会对人体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并在突发或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直接或间接或累积性地导致人体机能的失衡或疾病发生。因此构建了自然-社会-生物医学模式。脏器组织相关，源自20世纪70年代初Tilney提出的多器官衰竭的概念，指在同一脏器内部、相邻几个脏器以及远隔脏器之间，借助于种种介质形成的一种相互促进与制约、协调与拮抗的关系。现在其作为一种理论已经为医学界广泛认识，具备进化、胚胎、生理、病理等多方面的证据。人体是一个完美协调的有机整体，各组织器官相互协调共同构成人体内环境的相对稳态（homeostasis）—自稳态调节。内环境稳定的相对性，一方面体现了机体对环境一定程度变化的适应性，另一方面也是机体各组织器官相互联系，实现自我调节范围程度的表现。人体整体的正常机能活动是有一定条件范围（度）限制的，超过了一定的条件范围都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部分乃至整体的生命活动，形成疾病。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维持，不仅依赖各组织器官的发生、发展与生理上的相互联系，更有赖于其间相互调节度的稳定性。（三）发展前景人与自然共生、脏器组织相关、自稳态调节三个理论方面，作为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基本构成了中国未来新医学的理论总框架。这一共同的医学理论框架对今后医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指导作用。在揭示新的生理现象方面：任何一个生理现象都不是某一独立组织器官的简单功能体现，而是多组织器官功能的联合作用，如一次呼吸运动，除了呼吸道和肺本身的功能作用外还涉及神经、肌肉、血压、体液等多种因素。相应地，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又是多方面的，如肺、心不仅是呼吸、循环系统的主要功能基础，还是分泌多种激素与其他各组织器官相互联系的内分泌器官。因此随着生理学研究手段的不断提高，重视脏器相关，开展多器官、多系统生理学的研究，对探索人体生理奥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调整都应有一个基本态—调定点做为正常参考，但这个调定点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正常值或正常值范围，也可能是等级性的或极性的，在不同的等级范围内表现不同的生理功能。不管调定点是怎样的，就它们都维持机体正常功能这一共同目的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类型的调定点概称为度，对参与某一生理活动的多因素的度的认识是生理学研究的又一新课题。在阐释发病新机制方面：社会医学、环境医学、航天医学、气象医学、时间生物学的研究充分说明，外部环境对疾病的发生与发展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外部环境因素着手研究疾病的发生与转归具有不可估量的应用前景。临床上任何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与并发症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而与其他脏器组织功能的相应改变或累及分不开。把脏器组织相关的概念引入疾病的发生机制，进一步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多脏器组织累及的机制，不仅是多器官组织病理学的基础问题，而且对指导临床治疗与预防疾病的发展都颇具深意。在建立临床治疗新策略方面：从多器官组织病理学的观点出发，根据机体病理情况下多脏器组织相关理论进行的联合用药，将针对不同组织器官病理改变的药物进行合理配伍用于临床治疗，不仅能全面考虑机体病理情况，提高疗效，而且能减少药物用量，防止疾病的发展。因此，把脏器组织相关理论引入临床治疗，不仅扩充了目前联合用药的概念，而且将对临床防病治病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这一联合用药新概念的具体应用中，应当注意不同药物组成的剂量与机体自稳态调节度的相互配合。总之，中国未来新医学理论人与自然共生、脏器组织相关、自稳态调节的实践，需要中医人在中国哲学和中医理论的思想基础上广泛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研究，也需要西医人在积累现代医学知识时不断总结改进科学技术的思想认知。我们需要一个信念，患者不分中医西医，患者只需要一个能治好疾病的医学，中医西医当各取所长，治愈患者，维护生命健康，融合成一个未来的中国新医学，共同构筑起人类生命健康共同体。编辑：艾叶图源：网络刊发于《中医药文化》2022年第5期《历史学术场域下中西医结合的缘起、融汇与未来》点击末尾“阅读原文”或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跳转官网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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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方当然有草药，一般来源于古埃及、古犹太的医典，古希腊、古罗马人对此亦有发展。如果楼主看过《哈利·波特》系列，并且留意到其中的草药秘方，就知道古埃及的草药学系统在西方的影响何等深远。 西方药物同样源远流长，随着长期的医药实践而逐渐发展。古希腊时代的名医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年）重视饮食和药物在治疗中的意义，应用大麦粥、海葱、白藜芦等作为治疗药物；罗马最著名的医生和药物学家盖伦（约公元129—200年），曾编写了《伦治疗术》和其它有关药物学的著作，并对许多草药作了植物学分类，创造出阿片和许多其它的药物制剂，至今许多简单的植物浸膏仍称为盖伦制剂（Galenials）。早在2700多年前，希腊就已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古代希腊文化，对于其后整个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提到西方历史，必须言及希腊。讲医学史、也该言必希腊。但医药并非从希腊开始。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和药。从某种意义上说，医学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有了人，人就会生病；有了病，人会用他的大脑想办法同疾病作斗争，因而产生了医和它的工具——药。到了奴隶社会，生产力发展，哲学产生，朴素的医和药的知识，经哲学的概括上升为医学理论，因而产生了医学，古希腊是奴隶制度较发达的国家，它的哲学也很发达，所以它能把过去朴素的医和药上升为理论，成为欧洲比较古老的医学开端。实际上希腊医学也并不是希腊人独创的，其中一部分继承了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医药知识。埃及埃及早在6000多年前，就有了古埃及文化。当时医术很原始，疾病与迷信常混为一谈。他们治病通常依靠祈祷或请一些僧侣医生。因此，埃及人中最有名的医生——医神伊姆荷泰普(Imhotep)，被认为可以包治百病，而且能够守护人类死后的灵魂。尽管埃及医学中带有迷信色彩，但它孕藏着实际的治疗方法和对疾病的认识，这些是从“纸草文”(Papyrus)即埃及最早的文献中体现的。所谓纸草文就是书写在一片片草本植物根茎上的文字。这些是在近代发现的，现存有五、六种，较著名的且与医学有关系的纸草文有卡亨(Kahum)纸草文，写于公元前2000～1800年，主要介绍妇科；史密斯(Edivin Smith)纸草文，约写于公元前1700年，介绍外科；埃伯斯(Ebers)纸草文，约写于公元前l500年，介绍一般的医学理论。这些纸草文均是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在这些纸草文中，记载了带有迷信色彩咒文、魔术：也有各种药物，如止咳药、吸入药、熏蒸药、坐药及灌肠药等。外科方面记载了割开法(即把脓疮割开)、烧灼法，还写到眼科方面的手术。在卫生方面，如住宅与身体的清洁等都有规定，且常把动物的分泌物和动物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药物。古埃及文化与医学相关的内容，还应提到“木乃伊”。木乃伊是一种干化尸。因为埃及人迷信，他们认为如果人死后，把尸体保存下来，则灵魂可以回归。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已实行尸体干化法、即用香料等药品涂抹在尸体里面，清除尸体内心脏以外的所有脏器，这样风干后，便形成一种干化尸。木乃伊的价值，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首先由它可观察到古人所患的疾病，有关节炎、动脉硬化、肿瘤等。最近西方有的医学家着手研究5000年前木乃伊身上是否有AIDs病毒类似物存在。如果有，则可证明AIDS病毒如同流感病毒一样，是由变异而来的。另外，木乃伊还可帮助我们了解尸体防腐法。尸体保存也是医学研究的一项内容，用什么药物可以将尸体保存五千年的时间，很值得后人深思。巴比伦和亚述巴比伦和亚述 是美索不达米亚这片肥沃土地上的国家。美索不达米亚亦称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平原。这两个国家的一些情况与古埃及非常类似，他们的医学有如下几个特点：巴比伦和亚述约在公元前3000年末到公元前2000年初，形成奴隶制国家，他们都比较重视占星术，认为人体的构造符合天体的运行。这种人体是个小宇宙的观念，与我国古代颇为相似。由于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天体，所以迷信天体对人体会发生重大影响。所谓占星术，即认为天体的变化和星体的运行，对人体的疾病、祸福都有关系。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当然是迷信，但也并非都是迷信。我们已知，太阳黑子的变化，会影响地球上流行病的爆发流行，所以古人认识的东西，现在也不能一概否定，天体与人体确是有一定关系的。此外，巴比伦和亚述重视肝脏，他们认为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正如古代中国人重视心脏一样。对动物肝脏认识精细，常以肝脏作为祭祀用品，他们认为肝脏是非常神圣的东西，并用陶器到制成肝脏模型；上面还记有文字。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法律，是约在公元前1700年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制定的《法典》，它是统治者保护自己阶级的医疗法律，其中规定：奴隶因医生手术而死亡或致盲目，医生须赔偿奴隶主全部或一半的奴隶身价，如果盲目或死亡者为绅士，则医生必定受到将两手切落的严厉处罚。明确反映出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巴比伦和亚述与埃及一样，有两种医生，一种是僧侣医生，治病方法是咒文和祈祷，另一种是有实际经验的医生，由平民担任。古希腊古希腊医学主要以意大利半岛东南部地中海沿岸为中心。当时希腊由较多个民族组成，希腊医学除吸收上述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医学以外，还有小亚细亚西部的米诺亚(Minoa)民族的医学。米诺亚民族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地中海沿岸繁荣过，据考古学者研究，那是当时一个比较先进的民族，文明程度较高。虽然他们后来被希腊人征服，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并没有被消灭，而且对希腊医学产生一定影响。比如米诺亚民族曾经以蛇作为宗教上的～种符号或表征，而希腊人则以蛇作为医学的象征，这就是希腊医学受米诺亚医学影响的一个佐证。此外，米诺亚人使用的一种排水装置，以后发展为希腊医学卫生设施的一部分。希腊医学中具有科学精神的是以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年)为代表的一派。古罗马著名的医学家中，塞尔萨斯(Celsus，公元1世纪)是世界上最早用拉丁文写医书的医学家。罗马人使用的文字是拉丁文，但是在塞尔萨斯以前．医学界沿用的都是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因而医书都是用希腊文写成。到塞尔萨斯以后，罗马人才开始用本国文字——拉丁文写医书。另一位罗马最著名的医生是盖仑(Galen)，130年，他生于培尔格蒙(Pergamum)。他的父亲是位建筑师。盖仑17岁时开始学医，曾拜众多名医为师，还到亚历山大利亚学习过。以后回到家乡，据说他担任过角斗士医生．他从事过护理工作，并知道用酒类给人们治病。162年，盖仑来到罗马，从此开始了他灿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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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西医有500多年的历史，临床经验只有200多年，也就是，古代欧洲人没有药吃，得了黑死病就是个死，死了就烧了，如果有大面积伤口，为了防止破伤风，就拿烧红的铁直接印在伤口上，生死由天展开全部中世纪的欧洲据说他们的医生一般是给人放一点点血,把这当成治病的良药,而所谓的药材差不多都是些制幻药物.古罗马则有一些外科知识,一些卫生知识,治病手段据说挺强.
展开全部我觉得应该也是草药
教廷为巩固神权
有病只能祈祷
就把懂点医药知识的巫师全部烧死了
所以在后来
铁木真带着黑死病攻打欧洲时
他们根本没法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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