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左传》的叙事特点是《公羊传》都是解说（ ）的。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12-25 06:46 标签： 《左传》的叙事特点是
□ 本报记者 卢昱本报通讯员 张海梅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常常为《春秋》的诸多版本而疑惑。实际上，统共4个版本中，《春秋》是母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同为注解之作。《春秋》在形式上虽为鲁国史书，但在古代则被广泛认定为圣人特意制作的经书，所以在“经”这点上先与后三者产生了功能重合。而后三者，《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虽同为解经之作，其间却差别巨大：《左传》以事解经，方使《春秋》可读、可解；同时，《左传》依附《春秋》而作，经文所及之处有所省略，必须参读经文，“经传互为表里”。《公羊传》《谷梁传》二传虽有区别，但同属于以义解经，在内容与方式上，均与《左传》完全不同。解读《春秋》三传，可谓各有千秋。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晁岳佩，研究领域为经学与史学，主要著作有《春秋三传义例研究》《清代##_FORMAT_LT_##春秋##_FORMAT_GT_##学研究》《经史散论》《春秋三传要义解读》。日前，晁岳佩做客省图书馆大众讲坛，分享他在《春秋》三传研究中的成果与感悟。《春秋》实为鲁史晁岳佩介绍道，《春秋》一书，东汉人张晏说全书共18000字，南宋人李焘统计实有16512字，记载着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年间，从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共计1800余条经文，每条多者20余字，少者仅一字，平均每年不足70字。记载如此简略的《春秋》，曾被宋人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近人钱玄同说它是“流水账簿”，历代的研究著作却是汗牛充栋，且被公认为是政治理论教科书。关键在于古代学者普遍认为，《春秋》为孔子写作修订，其中含有圣人垂教后世的大义，即圣人教育后人应该遵循的各种原则。晁岳佩说，细读今本《春秋》，可以看出其以下四个鲜明特点——第一，用周历（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编写的鲁国编年史。它以历代鲁君在位时间为序，一年分四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语），即每事冠以年时月日。实际上，有些事件没有记日，甚至没有记月。对此，《谷梁传》认为是圣人有意为之，多数含有垂教后世的深意。第二，处处体现着鲁史特征。其一，记鲁事常称“我”，如“葬我君桓公”“齐人伐我北鄙”“我师败绩”等；其二，外曰“来”，内曰“如”（与“往”同义）。如“祭伯来”“武氏子来求赙”等，又如“公如齐”“公子友如陈，葬原仲”等。一“来”一“如”，明确显示着鲁人与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交往；其三，鲁君主称“公”，死书“薨”。《春秋》记外诸侯一般用爵称，如齐侯、宋公、郑伯、许男、楚子等；鲁君为侯爵，《春秋》则全部书作“公”。《春秋》记外诸侯去世均书作“某某卒”，记鲁君去世则书作“公薨”，鲜明体现着内外有别；其四，凡有鲁人参加的会盟征伐，《春秋》均书作“公会”或“某某会”，体现着以鲁人为主。第三，记鲁事有避讳。一是讳耻辱。鲁成公被迫参加了晋景公葬礼，《左传》说：“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鲁国史官没有将此事载入史册；二是讳国君非正常死亡。《春秋》记外诸侯遇害书作“弑”或“杀”；鲁君被害，则仍书作“公薨”，与记正常死亡者同辞；三是讳“奔”曰“孙”。《春秋》记外诸侯国君臣逃亡国外，均书作“奔”或“出奔”；记鲁君及夫人出奔则书作“孙”，似乎是谦逊离职，如“公孙于齐，次于阳州”“夫人孙于齐”；四是讳“朝”曰“如”。凡诸侯往见天子或其他国君称作“朝”。《春秋》记外诸侯来鲁均书作“朝”，如“滕侯、薛侯来朝”；记鲁君往见其他国君书作“如”，“公如晋”“公如楚”等，与记其他外出活动同辞。第四，详内略外。在全部经文中，记载鲁事的内容约占三分之二。《春秋》不记外诸侯即位及其他在国内的活动，不记外诸侯夫人及其子女之事，不记外大夫卒，不记外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不记外诸侯国灾异；记鲁事则多有这些方面的内容。综上所述，可知《春秋》应是历代鲁国史官记录下来的档案汇编，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内容真实可信。所谓孔子作《春秋》，应该是他从鲁史档案中选录了这些内容，作为创办私学的教材。“至于孔子选录的标准是什么，是否进行了修改，他对学生作过怎样的讲解，后人都不太清楚。正因如此，三传对《春秋》的解说可以并行于世，无从定其对错。”晁岳佩说。《左传》至唐代才进入经学殿堂学术界普遍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其内容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用丰富史料说明或补充《春秋》所载人和事。《春秋》属于当代人记当代事，《左传》则是后人对历史的追述。第二，作者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论。首先是“礼也”“非礼也”的直接评判，作者用自己心目中的春秋时代礼制评说人或事；其次是“君子曰”“君子以为”等借君子之口表达作者对人或事的评论；最后是引用先贤圣哲之言评说人或事，如“仲尼曰”“周内史曰”等。这是后世史书中史评的起源。第三，对《春秋》笔法原则的解释。晋人杜预所归纳的“书”“不书”“先书”“故书”“书曰”“不言”“不称”等所谓孔子“新例”，就是对《春秋》记事、称谓、用字等原则的说明，后人称为“解经语”。“解经语”是《左传》为解《春秋》而作的铁证。《左氏春秋》在西汉时期一直作为史书在民间流传，而不被认为是解经之作。《史记》叙述春秋史多用其内容，而论及《春秋》之义则皆为《公羊传》。在司马迁心目中，《公羊传》是解经之作，《左氏春秋》则仅是史书，这一点极为明确。至西汉末年，非常喜欢《左氏春秋》的刘歆，第一次认定《左氏春秋》是为解《春秋》所作，且所解“优于《公》《谷》”。因此，他首次改称《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使其上升为经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列，由此形成《左传》之名。同时，刘歆建议朝廷将《左传》“立于学官”，即设立博士官专门讲授，学成的弟子可以被推荐做官。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朝廷创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后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作，所解为圣人垂教之义，学成者多成为高官。刘歆的建议提出后，遭到由学习今文经进入仕途的政府高官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左传》不传《春秋》”，即《左氏春秋》不属于解说《春秋》的著作，最后未能被“立于学官”。由于《左传》内容丰富且可读性强，东汉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出现一批著名研究者。贾逵、马融、服虔、许慎、郑玄等学者普遍认为，《左传》是解《春秋》之作，同样含有圣人垂教之义，朝廷应该将其“立于学官”。但因为不能证明《左传》含有区别于《公》《谷》的《春秋》大义，故终东汉一代《左传》仍未能上升为官方学术。晋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左丘明受经于仲尼”，由此确立《左传》在《春秋》学领域的嫡传地位。唐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采用《左传》及杜注，标志着《左传》正式进入经学殿堂。《公羊传》以例解《春秋》晁岳佩分析道，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疏引戴宏说，孔子作《春秋》传子夏，子夏传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五传至公羊寿，汉景帝年间，公羊寿与弟子胡子都“书于竹帛”，为《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著述旨趣集中体现在最后一节传文，在解释“《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时所表露的信息。其中，《公羊传》认为：第一，中国无麟，麟只现身于天下有王之世，而孔子时代却是无王的时代，所以他认为麟是为了自己而现身。麟被普通打柴人捕获，象征着孔子构建王道盛世的理想破灭。孔子很伤感，故决定作《春秋》以寄托自己的王道理想；第二，孔子将《春秋》设计为三个阶段，分别用不同的辞表达不同的政治理念，由此构成完备的王道理论；第三，上述王道理论最适用于拨乱反正，即包含着所有将乱世治理为盛世的理论与方法。孔子希望后世有圣人践行王道理论；第四，后世学者研究《春秋》，就是从中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于是，以孔子作《春秋》为基点，以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内容，以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为目标，构成《春秋》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尽管后世学者对《春秋》的阐释歧说纷纭，且对《公羊传》多有批评，但基本上都认同这个框架。因此说，《公羊传》开创了对《春秋》的经学研究，并且延续了两千年。晁岳佩说，据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谷梁传》也传自子夏，口耳相传至汉代，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宣帝时“立于学官”。《谷梁传》为了阐释《春秋》含有批评悼公之意，表述了其所理解的几个重要人生阶段：幼年时期，若受到意外伤害，是母亲未尽到看护责任；童年时期没有合适的老师，是父亲未尽到教育责任；有老师，却不能好好学习、树立志向，是自己的责任；成绩优异，且志向远大，却没有获得社会声誉，是朋友未尽到助其宣传的责任；有了声誉，有关部门没有向朝廷推荐，是官员的责任；被推荐之后，王者没有委任职务，是王者的责任。《谷梁传》此节表述，透露着时代信息。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均为血缘贵族政体（晋国略有区别），公卿大夫基本上由君主的叔、伯、兄、弟或其后裔担任，不存在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孔子创办私学培养官员后备军，对各国体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战国时期的布衣客卿，数量不多，且限于军事谋略和改革方面的人才。秦代重耕战，选拔官员与读书无关。只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广设学校之后，朝廷始采用“察举”“征辟”的方式选拔官员，才出现了努力读书、朋友相互宣扬、地方官员推荐、朝廷委任官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国家选官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如此完整地表述于汉武帝之前，且这种选官方式必须在实施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谷梁传》此节表述，很可能形成于汉宣帝时期，也就是其最后的成书时间。《公羊传》于汉景帝年间“书于竹帛”，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得到广泛传播，且受到国家与民间的高度认同。《谷梁传》最终成书于汉宣帝年间，必然与《公羊传》形成参照。既不能过多批评已被广泛接受的《公羊传》，但又必须与其区别开来，否则难以获得官学地位。通过比较，可见二传有如下异同：第一，二传所释《春秋》之义皆集中于政治理论；第二，解经方法基本相同；第三，虽然二传阐释大义多有相同，但在文字表述上却差别巨大；第四，《公羊传》虽然也偶用时月日例阐释经文，但未成体系；《谷梁传》则多利用《春秋》书时、书月、书日的异同解经，且形成了体系：最重要之事书日，其次书月，再次书时。时月日例是《谷梁传》的解经特色，也是受后世《春秋》学者批评最多的地方；第五，《公羊传》所释《春秋》大复仇、知权行权、讥世卿、母以子贵等大义，隐含有对君主专制的潜在危险性，颇受后人诟病；《谷梁传》中没有了这些惊世骇俗的大义阐释，而是强调《春秋》“尊尊”之义，以迎合现实政治需要。
来源：儒藏公众号作者：
2017-10-30 17:27
　　《公羊》作者之辨　　《春秋公羊传》为儒家十三经之一，与《左传》《谷梁传》为解说《春秋》之“三传”。关于其作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云：“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云“名高”。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引戴宏《春秋说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以公羊高为子夏的弟子。　　对此，中唐以前学者基本无异议，但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始提出质疑，宋元明学者进一步阐发，以为《公羊传》晚出秦汉。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兴起，学者们为了论证《公羊》晚出，开始质疑前引戴宏所论《公羊》的传授。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戴宏为东汉人，其说《公羊》的传授反比《史记》《汉书》详细，是“愈后愈详”，故不足信。钱玄同便曰：“至于公羊氏之名曰高，及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这五代传经的世系，那更是东汉人所臆造。”（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载《古史辨》第五册，第七十七页）二是公羊氏的五世传授，与由子夏到汉景帝的时间不符。崔适首倡此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崔适《春秋复始》卷一《公羊传当正其名曰春秋传》）杜钢百则在崔氏的基础上做了更详细的推论，他认为：“假如子夏将没之年，公羊高受学时为二十岁，而景帝即位之二年，为公羊寿、胡毋子都著录之年，缩至最少年代，则此中相距，亦已二百五十馀年，故公羊高五传而及公羊寿，则以四代除之，每代须六十三岁生子，而皆享上寿，否则不能至汉。”（杜钢百《公羊谷梁为卜商或孔商讹传异名考》，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三三年）　　这两点理由都站不住脚。　　就第一点来讲，《公羊》的传授，西汉言之略，东汉言之详，主要是学术发展的需要造成的。西汉时，《公羊》立为学官，在学术界独尊，它的传授不成为问题，故用不着考其源流；至东汉，《左传》之学兴，打着“亲见夫子”的旗号，与《公羊》学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公羊》学者需要详道《公羊》的传授源流，以应对《左传》学的挑战。故对戴宏之说不能轻易否定。对第二点，应该说崔氏、杜氏提出的疑问的确存在，但不能就此否定《公羊》出于子夏。因为《公羊》的传授除了戴宏所叙外，《公羊》中还记载有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和鲁子、高子等本师和他师。对这些人物，虽无法排定其先后顺序，但他们在《公羊》的传授中当有一席之地(《四库全书总目》即曰:“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把这些人物加入《公羊》的传授系统，则从子夏传到公羊寿在时间上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因此，可以说《公羊》确实是由子夏传授下来，历经师徒父子口耳相传，在汉景帝时由公羊寿、胡毋子都写定的。　　《公羊》地位沉浮　　《公羊传》是三传中最早为人所重的一部著作，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西汉是《公羊传》最辉煌的时期，汉景帝时，《公羊传》就已立于学官，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置五经博士时，《公羊传》代表《春秋》成为五经中最重要的部分。此后，直至汉末，《公羊传》始终立于学官，扮演重要角色，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公孙弘因治《公羊》学而官至宰相，封为平津侯；董仲舒以《公羊传》决狱就是两个非常显著的例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公羊传》中藴含的尊王、大一统、尊君抑臣、复雠、贬斥夷狄、经权等思想经过董仲舒、颜安乐、严彭祖等汉儒的发挥演绎，适应了当时统治的需要。但盛极必衰，随着时代的前进，《谷梁》《左传》的发展，尤其是《左传》的发展，《公羊传》在汉末进入相对沉寂的时期，以至于在魏晋时期被讥为“卖饼家”。　　这种状况直到清代中叶才被打破，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公羊传》重新受到世人的重视，庄存与、刘逢禄、凌曙、陈立、魏源、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等人对之进行了注解与发挥，其中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三统”说与变法维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又一次展现了《公羊》学说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我们说《春秋》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教科书，就这一点而言，《公羊传》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何休作《解诂》　　如前所述，《公羊》学在东汉末年开始衰落，但这一时期产生了《公羊》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春秋公羊解诂》。《解诂》为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休著，是现存最早的《公羊》注本。《解诂》与后世学人徐彦（一说唐人，一说北朝人）所著之《春秋公羊传注疏》，并列为公羊学研究之两大里程碑。《解诂》之名，代有不同：《隋书·经籍志》载“《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汉谏议大夫何休撰”；《旧唐书·经籍志》载“《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何休注”；《新唐书·艺文志》载“《公羊解诂》十三卷”；《宋史·艺文志》载“何休《公羊传》十二卷”；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则称之为“《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自宋以后，《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之名多见。其确切名称今已无法充分印证，然《后汉书》以及《隋书·经籍志》乃距其作者何休生卒年之最近记载，故《春秋公羊解诂》之名更为可信。　　《解诂》作者何休（一二九—一八二），字邵公，任城樊县（今山东兖州）人，东汉著名经学家。其父何豹，曾任少府，何休可谓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何休为人质朴口讷，却雅有心思，精研六经，显名当世。应太傅陈蕃征辟，参与政事，后遭党锢之祸,闭门覃思著书。何休继承发展了西汉胡毋生、董仲舒以下之《公羊》学说，是汉代《公羊》学之集大成者。何休一生著述繁多，除《春秋公羊解诂》外，还著有《春秋公羊文谥例》《春秋公羊墨守》《春秋左氏膏肓》《春秋谷梁废疾》《春秋汉议》等，见于《隋书·经籍志》。值得一提的是，《春秋公羊墨守》一书，《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四卷，今已亡佚，然据《两汉博闻》卷十二之解：“言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可知该书内容是捍卫公羊学之言论。　　《解诂》内容与价值　　何休解《公羊》，形式是典型的章句训诂，内容可分两方面：一是对文字、器用、草木虫鱼、礼乐制度等的训释；一是对《公羊》义例、大义的总结与发挥。何休把《公羊》的义例、大义概括为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等。其中以“三科九旨”最为重要，可视为整套《公羊》学说的基础。所谓“三科九旨”就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即“通三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即“张三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异内外”。“三科九旨”虽乃何休藉董仲舒之理论总结归纳，然相比董氏，何氏之进步远矣。如“张三世”，董氏仅将《春秋》所记十二公之事分三阶段，并把其时间具体化，即《春秋繁露·楚庄王》载：“《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而何氏却将其演绎为“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这样的三世说具有历史进化论的意味，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因是说不合《春秋》所载之历史事实，“通三统”之说也与“尊王”之义有相悖之处，所以何休之说常被指责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然不可否认，《春秋公羊解诂》乃汉代《公羊》学集大成之作。《公羊》学经过董仲舒的阐发，在西汉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但随着《左传》学的发展，东汉章帝以后，《公羊》学渐显颓势。生当东汉末年的何休慧眼辨出这一势态，力图借此书来总结汉代之《公羊》学，扭转这种局面。此书虽未如何休所愿改变《公羊》学的历史命运，但作为汉代《公羊》学津筏之作，影响颇巨。　　汉代以后今文经学日趋衰落，《解诂》在长时期内未受重视，学人研究甚寡。直至清代，全面重视汉代学术，今文经学为部分学人所继承，乃始有人专治何休之《解诂》，其中尤以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为最。清末维新派人物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推动改良变法，对何休评价甚高，然未客观科学研究《解诂》。今人对《解诂》之研究广涉语言、历史、哲学、经学等各角度，实为《解诂》与公羊学重振之风，对汉代经学、传统文化之传扬大有裨益。　　版本流传　　据前所述录，《春秋公羊解诂》在历史上流传之版本，有十一卷、十三卷、十二卷之别。北宋《崇文总目》还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二十二卷，不过诸本皆已亡佚不存。是书现存最早之版本是南宋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本（简称抚州刊本），共七册，附释文一卷。此本共分十二卷，附唐人陆德明音义。此本于绍熙四年有重修本，藏于涵芬楼，后不幸毁于日军轰炸。此外还有福建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解诂》本，至明末有闵氏三色印本。此次《儒藏精华》整理的底本是《四部丛刊》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校本为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菁华撷英　　1　　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隐公·元年》　　2　　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者也。　　——《隐公·五年》　　3　　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　　——《桓公·七年》　　4　　曷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书其重者也。　　——《庄公·十年》　　5　　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宣公·十一年》书影编辑：李婕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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