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为什么从拥护蒋介石蒋万安长相向反对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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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在日记怒骂黄炎培为“无耻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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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在蒋介石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日记由幼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1996年去世,日记由其夫人蒋方智怡保管。2004年,蒋方智怡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 年。2006年3月日记首度向公众开放。蒋方智怡曾表示:“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希望日记最终能回到中国的土地上。”有学者认为,前些年黄仁宇先生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并没有见过这些真正的蒋介石日记。2007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被认为是“伪书”。两年来众多学者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原因在于这些从未披露的日记在训练有素的学者的解读之下,往往能印证已有历史的细节,呈现未知历史的个人看法。朱宗震先生就从蒋介石日记中读出了蒋介石与(实际上包括了文化教育界)之间的内在矛盾。黄炎培(年)是清末举人,因在社会上从事教育改革而成名。辛亥革命后,黄炎培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二次革命后政局混乱,辞去官职重新回到社会上服务。他曾感慨说:“居官之清简,总不如在社会做事业之繁苦。此段议论并非理想,亦非造谣,盖记者尝亲从此两方面扬历而来矣。”他为了救国,自愿选择了在社会上服务的繁苦道路。没有政治野心的黄炎培1917年,黄炎培创办了民间教育事业&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此,他三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日黄炎培在写给苏渊雷的信中说:“若干事业甫经展开,弟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的扼要办法&迄今犹信&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黄炎培日记)他是一心为国而又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大革命时期,黄炎培无端被革命派骂成“学阀”。其实,当时的黄炎培既不搞政治,更没有权力,只是因为努力为社会服务,教育界和实业界的人都很信任他。1927年 “四一二政变”之后,从中共角度看很“右”的国民党,事实上对其他人也“左”得很:“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眼里,凡不亲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人,都是不革命的反动派。黄炎培一度遭到通缉,被迫流亡大连。在蒋介石日记里,张澜、曾琦(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等等非国民党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的多数,都是反动派,或反动派的追随者。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第二年国民党缓和了对黄炎培的压迫,但黄炎培回到上海后,仍只能低调生活,半日读书著述,半日为社会服务。黄炎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蒋介石一方面需要利用他缓和与教育界、企业界的矛盾,在抗战期间缓和与中共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对黄炎培独立的主张十分嫉恨。书生对军事的强烈不满“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当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国土。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黄炎培一腔爱国热血化为实际行动,他重新回到了政治的领域,但不是去做官,而是在民间组织抗日活动。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无意涉足政海,九一八以来,为了抗日,二十九年(1940年)以后,为了调解国共纠纷,至今未获返吾原有岗位。”从此,黄炎培参与组织抗日救国研究会,在民间动员抗日,支援抗日义勇军,并推动当局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黄炎培参与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担任秘书长,一方面维持社会秩序,一方面在民间组织财力、物力、人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黄炎培对于蒋介石未能全力调遣军事力量投入淞沪抗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记多次提到:“自第五军两师以后,绝无援军来。”(3月1日)“八十二师师长袁英(不同)来谈,石颖为介,袁英述蒋阻止援助十九路军情形。”(3月6日)在此期间及以后,黄炎培和十九路军将领,包括该军的创始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建立了联系。而当时陈铭枢已与蒋介石不和。陈铭枢原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即铁军)第十师师长,参与了北伐的重大战役,系铁军名将。宁汉分裂时,陈是支持蒋介石的。由第十师演变而来的十九路军也支持蒋介石参加了中原大战,但战后一无所获,并被调到江西“剿赤”。1931年6月,陈铭枢重新回到军中,任剿赤右翼军总指挥。但他却开始与邓演达、杨杏佛(蔡元培代表)秘密联络反蒋。蒋介石自日扣押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之后,即遭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广泛反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日趋孤立,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陈铭枢在倒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也自此成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十九路军奋起抗日时,蒋介石拒绝予以全力援助。蒋介石在日日记中怒骂黄炎培:“下午会客,与党员顾树森谈话,闻反动黄任之(黄炎培字&引者)等勾结军队与本党败类,倡议废党。余答以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息),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也。”自应指黄炎培与十九路军将领的联系。黄炎培本有“学阀”前科,因此遭到蒋介石的怒骂,应是事出有因。但黄炎培与十九路军的联系目的是抗战,而非抱有个人政治野心,蒋介石的怒骂,又毫无道理。至于黄炎培是否有“废党”一说,我们没有找到相关事证。他反对一党专政,则是事实。蒋介石的稿子改错了吗1931年初,史量才对《申报》进行改革,黄炎培重返《申报》,于1月11日出任总管理处设计股主任。史量才又于6月聘请陈彬和专写时事评论,对当局持批评态度。“一·二八抗战”及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上海舆论界对蒋介石非常冷淡。据蒋介石日日记:“自沪战以来,民众与十九路军皆受反动派恶劣宣传,以余为误国之人,故各报不载余之言行,今日始见记载。是乃千虚难逃一实乎。”那一天,蒋介石决定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他一直把黄炎培和《申报》同人看成是反动派,而对于反动派“非铁血不能解决”。(蒋介石日记3月2日)《生活》周刊原是黄炎培主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内部刊物,后来交给邹韬奋主持,关心社会生活,批评时政,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力。1930年在黄炎培的支持下,让《生活》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出版。《生活》周刊在日出版的第七卷第十期上,点名批评蒋介石“满口自命为国效死的死在哪里?不但自己不曾死,对于援军尚且多方捣鬼,阴阳怪气”。后来一直对当局的消极抗日持批评立场。蒋介石于日日记中再次怒骂黄炎培:“晚见《申报》,将余之原稿改恶错乱,反动派之捣乱,犹方兴未艾也,不加严厉处置,何以征服反动。乃下令先在三省禁寄《申报》,王(黄王误读&引者)炎培、陈炳和之反革命应彻底惩治也。”当时,国民党方面召开国难会议,征召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但由于国民党无意开放政权,遭到各方抵制。4月1日黄炎培日记:“国难会议上海会员会第四次会,因赴宁代表归述行政院长汪精卫无意接受取消党治、施行宪政案,决定不去,电政府申明不去理由。”5月5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且答应取缔抗日活动。但黄炎培在民间仍坚持抗日的宣传活动,因而遭到当局的压迫。8月18日黄炎培日记:“得悉《生活》周刊将由禁递而发封,中央党部公文已到市政府。《生活》周刊案、申报馆案(禁止长江四省邮递)皆牵及余,且以余为总目标,何政府之不谅至此!” 国民党当局指名黄炎培必须离开申报馆,24日他正式辞去了申报馆职务。但《生活》当年并未被封,1933年底被封后,邹韬奋开办了生活书店,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至于蒋所说“余之原稿改恶错乱”一事,我们查到《申报》于日第四版刊载有蒋介石“答复《大公报》之询问,否认法西斯蒂组织,始终愿为国民党员”的谈话稿,但此稿与台湾国史馆所刊蒋介石的《事略稿本》日所载内容并无区别,但与7月11日所载蒋介石电复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张季鸾的正式文本有所区别。也许这件事本身是《大公报》的误差?我们没有读明白报道本身什么地方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并没有对黄炎培实施“铁血”政策,他在民间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史量才则不幸于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扫除善意的批评黄炎培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一直期望国民政府在抗日期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多次向蒋介石上呈军政界的弊病,却遭到蒋的嫉恨。蒋即使明知呈报属实,也容不得来自外界即使是善意的批评。自参政会成立后,包括中共在内的非国民党政治派系,一直在要求实施民主宪政,黄炎培是当时宪政运动的重要角色。蒋介石也有明确的承诺,如日,参政会闭会式上,“蒋主席致词,极诚恳。”其中说到:“宪政是国父遗教,是既定国策,越早实现越好。若可行不行,此政府将不打自倒,望赞助、监督、督促……宪政实行后,当然是多党制,但训政时则否。各党派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政府定扶助之。”(黄炎培日记)但是,蒋介石实施宪政的承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了团结抗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自我安慰地写道:“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余以两年来之周旋,政府及各党派对我都还不至于歧视。此次第四届(系一届四次)大会为内政审查会主席,审查七个关于宪政提案,各党代表争论虽烈而卒获圆满结果,在余总算对参政会尽了一分心,当观今后如何耳。”(日)1940年间,国共摩擦加剧,引起各界的忧虑。为此,黄炎培主动承担起了调解国共摩擦的任务。但是,黄炎培谋求团结抗战的愿望,在中共价值观里是“和事老”作风,是资产阶级代表(在将来这顶帽子很麻烦),而在蒋介石的价值观里,更成了“骑墙投机”。反正两头不讨好。为此,黄炎培认为:“余以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日,在张君劢家里,与左舜生、梁漱溟一起商量组织民主政团同盟。蒋介石企图对“反动派”“扫除而廓清之”,使“人心纯洁”,却没有力量彻底贯彻,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因而其他党派都有一定的独立活动的空间。但蒋介石并不希望他们发展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利益。连蔡元培都是“罪人”1944年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各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独独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黄炎培等中间派人士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1945年元旦,黄炎培领衔60多人署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批评当局低估敌人力量,“不求本身之进步与健全”,深恐“将来盟国均告胜利而我独失败”,因此,要求“政府准许各政党公开”,团结合作,“准许人民对政治发表意见,检举贪污”,“实施国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之遗教”,等等。内容虽然严峻,但措辞很温和。蒋介石恼羞成怒,于日日记中怒骂黄炎培:“昨日报载:黄炎培等元旦颂词,其幸灾乐祸,投机取巧,颠倒黑白,媚夷侮夏之汉奸心理,情见乎词。读之殊堪痛恶。”蒋并把署名者归之为“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蒋介石对异己者乱扣大帽子是没有道理的。黄炎培于日到5日间,访问延安,由此增加了对中共的认识,更倾向于同情中共。此后,黄炎培一直反对国民党召开片面的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因此遭到蒋介石的责骂,自然更是难以避免的了。蒋介石在7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中骂道:“参政会中,所谓青年党左舜生等及王(黄王误读&引者)炎培等无耻政客,挟共党以自重,必使是非不明,邪正倒置,而后彼辈乃可浑水摸鱼,从中取利,对国家之安危与国民之利害则置若罔闻……天下之可杀可痛者,莫甚于政客也。其罪实甚于汉奸与叛匪矣。”15日:“左王等借名共党反对召集国民大会,否则就是政府准备内战,制造分裂之口号加以恫吓。”忠言不纳,无能改革,等待蒋介石的就只能是失败的命运了。蒋介石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很坏的评价。蔡元培逝世后,蒋介石在日日记中评论蔡元培说:“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黄炎培作为一生从事教育改革的教育家,对蔡元培的评价完全不同,他悼念蔡元培的下联说:“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黄炎培日记3月12日)在蒋介石这位“革命者”眼里,中国近代教育培养的都是乡愿式人物,“重外轻内,有私无公”,这些“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者”,代表的是外国的利益(包括美国),他们又怎么可能带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呢?
(责任编辑:张海潮 CM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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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夫人:民国知识分子打心眼里瞧不起蒋介石
作者:新罗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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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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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网上疯传的一篇短文:教授们的民国风度:拒赴蒋介石宴请 不给面子。
  领导人一门博大精深而且要与时俱进的学问。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小公司经理,若要把部下管理好,自己首先要具备有好的人品,还要有出色领导能力,让部下心悦诚服的接受领导。倘若一个公司的老板对员工无比刻薄,对公司亏损却无能为力,就怨不得员工离心离德,出工不出力,甚至跳槽走人。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民国政府不过是一个军事领导人,相当于国防部长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角色,却凭借手中的枪杆子,扣押议员,暗杀反对派,杀戮共产党,另立南京政府,分裂国民党。蒋介石彻底改变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的性质,在中国实行独裁统治,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孔祥熙为行政院长,把中华民国搞成了家天下。再后来处心积虑安排蒋经国世袭,甚至连孙子蒋孝武的世袭都进入了日程,蒋介石根本就是封建复辟,梦想做皇帝,比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试问,靠辛亥革命起家,以推翻封建王朝为己任的国民党员们心里能服气吗?这样的情况下,军阀混战割据、党内分崩离析、地方不听中央指挥,也就是必然的。张学良杨虎城面对日寇入侵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须安内痛心疾首,发动西安事变也就是见怪不怪了。抗战胜利后,历经14年的积贫积弱的中国急需修生养息,饱经战乱摧残的老百姓的和平呼声甚高,可是蒋介石却自恃500万美械大军的优势,不顾美国苏联的忠告,为实现自己独裁统治,拒绝联合执政,执意消灭延安,结果不过三年,自己却被打得狼狈不堪,抱头鼠窜的跑到了小岛上,这样的领袖怎能不被老百姓耻笑唾弃。
  第一次淞沪战争,蒋介石为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异己,对在上海艰苦抗击日军的十九路军进行经济封锁,拖欠粮饷,拒发援兵弹药,扣押民众捐款,民国海军甚至与日军达成互不攻击协定,日军参谋乘坐民国海军汽车在十九路军阵地里四处侦查。面对军队高涨的爱国抗战热情,蒋介石下令:&第十九路军兵源充足,有足够实力,上海附近部队不得增援!&&凡擅自增援者以军法论处&。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蒋介石将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后来发生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又怨谁呢?蒋介石终于消灭了异己,却引来了外鬼倭寇,为了求得苟安,不惜出卖东北华北予日本,出卖外蒙予苏联,把中华民族推进了苦难的深渊。老百姓如何能接受这样的领袖?抗战胜利之时,全国军民一片欢腾,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蒋介石却把云南的部队调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借机软禁了龙云,把龙云统领的军队调往东北前线打内战,结果龙云的部队几乎没有战绩,率先向解放军投降。龙云后来在新中国任职,为新中国工作都是蒋介石逼的。
  蒋介石主政时期,是中华民族最苦难的一段历史,当时的人均寿命34.7岁,几乎把中国倒退到2000年前。民国时期战乱不止、饥荒连年、瘟疫肆虐,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缺医少药,而四大家族却赚的盆满钵满,吃的脑满肠肥。公知们编出陈立夫在美国养鸡的故事改变不了民国时期中国人的看法,除非哪一天发明了时光穿越技术之后,公知们再穿越回到民国时代凭三寸不烂之舌忽悠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去吧,但是据公知们说民国时期都是大师,公知们能不能忽悠得了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尚在疑问。现在的蒋宋孔陈后代们均在美国加拿大安家,而毛主席的后代却靠工资吃饭。公知们吹嘘的民国黄金十年也就是能生产个汉阳造步枪,所有的武器都要向西方购买或祈求援助。而新中国5年,国产坦克和飞机就已经出现在国庆阅兵行列;建国15年,原子弹都研制成功了;建国20年,卫星上天了。蒋介石的无能也不是差一点两点的。蒋介石统治后期,200万元买一斤米,蒋经国举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老百姓强行抢劫黄金外汇。公知们为蒋介石辩护说民国时代是战争时代,滞迟了经济发展。可是战争的起因呢?新中国在朝鲜越南把美国赶跑,在北部与苏联寸土不让,在西南把印度打得狼狈不堪,新中国用实力制止了战乱,用小规模的冲突防止大规模战争,外族没有踏上新中国的土地半步。而蒋介石面对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一步步忍让才酿成了灭顶之灾。14年抗战中国死伤3500万人,少出生4亿多人,外蒙独立,东北热河差一点丢失。民国37年中人口长期在4亿徘徊,新中国成立26年后,人口猛增到9亿。人均寿命达到68岁。公知们辩解蒋介石接手个烂摊子。但是毛主席接手的摊子比蒋介石的还烂,是14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留下的一片断壁残垣,阎锡山、李宗仁各路军阀还在,蒋介石窃走了全部黄金外汇,炸毁了桥梁工厂发电站。但是毛主席指挥他的子弟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路军阀一扫而光,领导农民土地改革,进行工业化建设,短短几年,中国大地面貌焕然一新。
  日本占领的大半个中国,到处屠杀强奸掠夺。蒋介石组织了20多场大会战,每一次都大败而归。所谓的台儿庄大捷只是徐州会战的一场战斗,而徐州会战却以国军大溃败告终。蒋介石惊慌失措命令掘开黄河大坝,日军没淹着几个,把老百姓淹死了100多万人。再之后就是蒋介石忽然搞什么焦土抗战,日军尚远在百里之外,国军深夜放火烧死长沙市民3万多人,把长沙烧成一片瓦砾。国军屡战屡败有很大部分原因就是蒋介石瞎指挥,这是国军高级将领公认的。黄埔将军们一次次向蒋介石谏言,要蒋介石不要直接插手前线战事,可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蒋介石却乘飞机到处下命令、立军令状、直接干预指挥军中事务,逼手下将领一次次把即将取胜的国军推向绝境。史迪威说:&国军是蒋介石打败的&也不无道理。如果面对日军还有什么武器落后的托词的话,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对战争的外行无能笨蛋的本性确是暴露的淋漓尽致。东北战场杜聿明已经把东北民主联军压到松花江以北,即将取得全线胜利之时蒋介石却突然命令停止攻击。后来又用草包陈诚换下杜聿明,导致整个东北战场全军覆没。公知们或许为蒋介石辩解是美国要求蒋介石停战的。呵呵,这话要是也能拿到桌面上说,不禁让人怀疑公知们是智商低还是矫情呢?中华民国是美国的一个州吗、美国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当初美国要求蒋介石组建联合政府,不要打内战,蒋介石怎么听不进去呢?
  民国政府从上到下的腐败也是来自于上梁不正下梁歪,孔祥熙把国库当成自己的小金库,宋子文与宋美玲因为贪污美国援助分赃不均而兄妹反目,至老死不相往来。公知们污蔑毛主席巡回全国时住的别墅都是蒋介石盖的。孔二小姐开车遇警察纠违,当街把交警一枪爆头、蒋经国仅仅因为小三要名分就把章亚若毒死、因为江南出书写了蒋家,蒋孝武又把江南一枪爆头。蒋家继承了蒋介石的上海黑社会的流氓基因,处处残忍暴戾,靠暗杀和战争起家上位,靠独裁专制维护私家利益。在民国经济陷于崩溃之时,孔令侃却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抢掠一空,蒋经国与孔令侃争执之时,宋美玲电令蒋介石速速从战事正酣的辽沈战役一线回到上海解决家事,蒋介石回到上海对蒋经国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其实所谓亡党只是蒋介石的遮掩,所谓反腐败是触及了蒋宋的利益,即使在国共对决的危急关头,蒋介石仍把蒋宋家族的利益排到了最前位,这样的领袖能受到自恃清高的文人的尊敬爱戴?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屡战屡败时,率先实践农村包围城市,在井冈山建立了最大最正规的根据地,尽管如此,毛主席仍然规范的自觉的接受来自党中央的指挥。红军长征时,毛主席耐心的说服博古、李德、周恩来,取得长征以来的峰回路转。在延安时期,靠中国革命实践理论取得了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信赖,逐渐的走向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众人推举的是革命实践中逐步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蒋介石式的靠血腥和暴戾掠夺。翻看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最令人震撼的是在毛主席穿的粗布衣服和住的简陋的窑洞。毛主席一生没有拿过枪,也不会打枪,身边却集聚了众多的包括黄埔毕业生在内的军事家,这些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武将甘愿接受毛主席的统帅,从不生二心。毛主席靠电报一次次的纠正林彪的错误判断和犹豫,才使辽沈战役实现了大逆转,开启了大决战的序幕,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横扫全中国,把红旗插遍祖国天涯海角。毛主席把毛岸英送到了抗美援朝战场,才有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受到鼓舞,士气高昂、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迎着美军的炮火勇敢前进,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强大的美军赶回了三八线。而同一时刻,在台湾岛上,蒋介石却在为蒋经国世袭殚精竭力,绞尽脑汁的排挤国民党元老和功臣将领。为蒋经国即位扫清障碍。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人民志愿给予的,而蒋介石也是在中国百姓的一片嘘声中离开大陆。
  有人说民国黄金时代的文人有气节,不接受蒋介石的封官甚至宴请,却不知民国文人视蒋介石如狗屎一堆,呲之以鼻。你把大半个中国都丢了,把首都30万百姓留给日本屠杀,妇女任倭寇奸淫,民国文人如何吃得下这酒宴?有人说现代文人没有人格,给权利当奴才,那么新疆库尔班大叔一次次执意到北京去看望恩人毛主席图什么呢?新中国后,大批的海外学子纷纷返回祖国又是给谁当奴才?他们回国后并没有什么升官发财,而是潜入大漠,艰苦卓绝,研制两弹一星。毛主席逝世后已经30多年了,众多百姓依然络绎不绝的到天安门广场瞻仰毛主席遗容。毛主席的画像挂在民居里,汽车上,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高喊毛主席万岁是中华民族遭受百年屈辱后再一次崛起的感情流露,是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是对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的赞颂。这些岂止是什么骨气风度可以解词的?新中国的文人放下以往的与政府的隔阂,全身心的投入到讴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当中去,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幸运,他们不再像萧红一样挨饿,不再颠沛流离,不再被西方鄙视,不再为三斗米向富人折腰。他们生活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生活在蒸蒸日上繁荣富强的国度,目睹中华民族从亡国灭族的边缘回到世界的中心舞台,是事实把他们的心与党和政府连在了一起,他们由衷的崇拜毛主席与汉武帝唐太宗齐肩的文治武功。他们没有机会拒绝赴宴,新中国的政府只在国庆晚会上有一次宴会,共产党没有花天酒地日夜笙歌的习惯。
  改革开放后,美国政府为了和中国套近乎,决定授予钱学森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1985年初,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博士访华,郑重请其向钱学森转达:如果钱学森愿意去美国接受这项荣誉,还可以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如果钱学森博士不愿意去美国领奖,美国可以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中国授予钱学森&美国国家科学奖&。但钱学森毫不含糊地答复:&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时,是被驱逐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道歉,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钱学森还说:&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据说,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还亲自做工作,要钱学森顾及中美关系,前往美国领取这个奖项,可钱学森连最高领导的面子也没有给,硬是拒绝了一些人求之不得的&荣誉&。
  钱学森有着知识分子真正的独立人格。他当年被美国驱逐出境,所以他绝不会去接受来自美国的嗟来之食。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钱学森决不愿意为了个人得到所谓大奖而损害了民族尊严,折射的是一个中华赤子最纯真的情怀,最朴素的追求,最伟大的情操,最高尚的人格。 因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卫星的发射就是对他最高的礼赞,祖国的强大就是他至高无上的荣誉,中国人民对他的爱戴就是给他最炫目璀璨的勋章,钱学森才是&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才是铮铮风骨,才是无瑕人格,这种傲骨文人在新中国比比皆是。而民国文人不过是讨厌鄙视蒋介石罢了。一个上海滩小流氓,靠武力上位,暗杀起家,腐败透顶,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声色俱厉,祸国殃民的封建残余有什么资格宴请或封赏这些民国文人呢?民国时期也不只是文人不给蒋介石面子,4万万百姓哪个给他面子了?淮海战役500万民工支援60万解放军打败80万国军就是铁证,国军大兵在解放军面前不堪一击,而投降后编入志愿军行列中在朝鲜战场上却立刻成为视死如归的勇士,就是对蒋介石的最大的嘲讽。
  蒋介石不过是个如秦二世、隋炀帝、阿斗一般的残暴、昏庸、无能、奢侈、淫靡的短命王朝的皇帝,民国是中华民族一块还未痊愈隐隐作痛的伤疤,是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还是少提为好。
  附文:教授们的民国风度:拒赴蒋介石宴请 不给面子
  蒋介石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当校长就上了瘾。他长期兼任多个军校校长,多达二十多个,此外还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央政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
  1943年,顾孟余两次拒绝蒋介石的挽留,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蒋介石主动提出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陈立夫感到很意外,劝说无效后坚决拥护蒋介石兼任校长。
  蒋介石校长第一次到中央大学,教授们都站着,敬礼,他请教授一个个报自己的名字,大家以为是点名训话。有一天,蒋介石和大学生一起吃饭,战时生活艰苦,饭菜差,他吃了一碗,再来一碗,继续吃下去。1944年春节,蒋介石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吃年夜饭。仨教授很纠结: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
  这真是一个问题。让事实回答。
  1933年,《益世报》社论主撰罗隆基受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曾养甫之邀,到南京见到曾养甫和何浩若、时照沄。曾对罗说,如果填写志愿书加入国民党,次日可见到蒋介石。曾暗示,如此可以调到南京,委以重任。罗婉言谢绝加入国民党之邀,没有同蒋介石见面,就的回到天津。我不想当官,更不要党票,你奈我何?
  抗战爆发后,北大教授周炳琳面临多个选择。蒋介石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蒋连续来电邀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和社会部长中选择一个职务,周一个也不选,回电谢绝。蒋又给周炳琳出了一道必答题,邀他到侍从室当顾问。这是国民党内大小官僚,削尖脑袋钻营不来的一个职位,从此可成为蒋委员长的身边人,然而,周炳琳以无意政治,愿办教育,准备回西南联大,又加以辞谢。事不过三,后来蒋介石直接任命周炳琳为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长。周炳琳不好意思再拒绝,干了不到一年,回昆明,到西南联大担任教授去了。
  这些人都不给蒋介石面子,也并非为自己挣面子。他们秉承着不党不官、人格独立的原则,并不因为蒋公是国家元首,就肯放弃自己的内心法则。
  在乱世民国,有的人成了面子,有的人成了里子。即使身跨政学两界的名士,也可以做到卓然独立,进退有据,可谓民国的风度。
  顺便提一句,当年考虑给不给蒋介石面子,去赴他的宴请的教授,他们在&文革&的牛棚里回忆起这些如烟往事。这个情节出现在轰动南京大学的话剧《蒋公的面子》中,至于当作野史、信史还是戏剧,自己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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